天主教歷史淺談【上三十七】

37. 中古世紀教會與社會關係的基礎：基督信仰

　 　歐洲中古世紀每個時期階段對後代任何人都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因為那是西方文明、思想、生活、信仰、政治、文化、藝術、宗教不斷發生戲劇性變化的漫長時期。在這段前後整整一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歐洲各民族，尤其是拉丁、日耳曼和斯拉夫這幾個大民族體系的人民，是怎樣藉著文治和武功在統一擴張、在分裂縮小、在破壞毀滅、在重建更新他們的生活世界。這段漫長的歷史，不論是大事件或小故事，都是可歌可泣的，因為那是人類中相當多的一部分的人在追求真、善、美理想的奮鬥過程。儘管這期間有許多令後人髮指的暗無天日的時代，儘管在這些暗無天日的時代中有許多愚蠢滑稽和不可思議的事蹟，但從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來看，那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痛苦代價。如果這些代價沒有落空的話，後世的人只能感念前人在探索追尋的歷程中，有意或無心所奉獻出來的生命血汗。

歐洲中古世紀，根據歷史家的年代分法，是從公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結束起，到公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為止這一千多年。而中古世紀又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大階段：前期從第五世紀到第十世紀；後期從第十一世紀到第十五世紀。前期從歐洲北方蠻族入侵西歐、中歐和南歐開始，經過法蘭克人所建立的美羅溫王朝、卡洛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以至歐洲封建社會的形成為止。後期則從封建社會弊端叢生，教會痛下決心重整教會紀律，維護教會神權獨立于政治之外的尊嚴開始，直到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資助之下，發現美洲新大陸，人類歷史終於進入現代時期為止。

話說第四世紀天主教成為羅馬帝國法定的宗教以後，天主教的基督信仰便成了凝結帝國境內各民族的唯一力量和彼此共融的基礎。那時的教會和政治是帝國一体的兩面，教會引導人民的精神靈性生活，政治則管理人民現世食衣住行的物質需要。教會和政治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一樣。不過，話得說回來，教會雖然與政治水乳交融，但是教會始終認為帝國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帝國本身所負的超性使命，那就是實現天主的國度。唯有如此，帝國的存在才有意義。這至少是中古世紀最美好的時代，第十二和十三世紀一些神學家的看法。

當基督信仰成為歐洲人生活的規範法則之後，水漲船高，羅馬教宗國的分量和地位益形顯著和重要。這種重要性有時候讓世俗政權感到不安，但也有助于教會收回原來屬於它的職權，讓教會的宗教事務獨立于政治的干涉支配之外。中世紀發生不少政教衝突，原因大都出在教宗國和現世國度之間的權力消長發生不平衡的現象。十一、十二世紀羅馬教宗與日耳曼皇帝之間的交惡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古世紀後期教會確實出過不少傑出的人物，諸如教宗聖額我略七世，聖伯爾納多，法國國王聖路易九世等等。那的確是個教會輝煌的時代，令後世的基督信徒，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的天主教徒懷念非常。不過我們也不能過於把那段時期理想化，因為就在那同一個時期，也有很多基督信徒沒有按照福音的精神生活。

自從第九世紀聖神羅馬帝國分裂並消失後，歐洲各地王公貴族為了自保和抵禦來自北方的諾曼人的侵擾，于是漸漸地形成了封建制度。這個制度一方面給帝國消失後的歐洲維持了暫時的穩定局面，另一方面卻給教會帶來無數的弊端。許多憂國、憂時、憂教會的有志人士便走出隱居的深山幽谷，進入塵世，希望有一番作為。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那個時代的主教神職都是由王侯任命指派的，只要合乎王侯的利益，即使昏庸，照樣可以擔任教會的重職。基於這個理由，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收回世俗政權指派任命主教、甚至提名羅馬教宗人選的權柄。

公元一零五九年，教宗尼各老二世（Niccolo II）在羅馬拉特朗宮頒佈教會改革法令，規定從此以後，羅馬普世教會的教宗一旦去世，他的繼承人必須由具有'樞機'身份的教會人員選出。尼各老二世的新規定明確指出：具有主教身份的樞機必須先小心謹慎地尋找一位堪當的人選，然後請具有司鐸身份的樞機前來，最後再讓一般神職人員和教友一起參與選舉教宗的大事。從文件看來，似乎教宗的候選人只有一位而已，他是由身為主教的樞機們先推舉出來，然後再請身為司鐸的樞機一起來表決。至於一般神職人員和教友，他們僅是受邀請來觀禮而已。無論如何，從此以後，教宗是由'樞機'們投票表決而產生的。

正因為樞機們掌握選舉教宗的職權，所以他們在教會內部的地位越來越特殊。當時的樞機們都是羅馬本地神職界中最重要的成員，他們是羅馬地區的主教們，是羅馬重要聖堂的主持人，以及七位管理羅馬本地教會財務的執事。
尼各老二世教宗頒佈改革教宗選舉法令後，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 （Enrico VI）很難嚥下他指派教宗人選的大權從此消失這口氣，卻也不能不接受。不過他的手癢偶爾也會發作，遇到危機的時候，他會舊病復發，自己任命一位'教宗'與羅馬的樞機們所選出的教宗對抗。

公元一零七三年羅馬的樞機們選出一位有作為的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io VII）。這位教宗一上任，便更積極地推行教會內部的改革，特別是 倫理道德方面的革新。次年，一零七四年，他頒佈羅馬教務會議所決議的法令：凡是用金錢購買得教會的聖品或教會的職位者，從此不能再執行教會內的任何職務；凡是用金錢購買得聖堂的人，將失去這些聖堂。從今而後，任何人不得買賣聖堂；凡度私通生活的神職人員，從此不得再舉行彌撒聖祭，也不能執行神品中任何屬於小品的職務；凡是輕視我們的、也是教會有聖德者的法令的人，百姓絕不能參與他們所行的任何職務，為的是使不糾正對天主的愛，不尊重自己的職務尊嚴的他們受到百姓的羞辱和責斥。

額我略七世教宗希望他所頒佈的教會內部改革法令得到王公貴族和主教們的合作與支持，但是事實和他的理想並不完全相符。在這種令人洩氣的情況中，這位教宗感到一切的壞事都是因為教會的職權由世俗政權授予而引起，因此決意廢止一切大大小小世俗權威介入教會職權的現象。就任第三年，公元一零七五年，他禁止所有的主教接受世俗權威的委派任命，也禁止任何總主教祝聖那些接受世俗政權任命人為主教。這在當時當然是一件很不容易執行的事，因為牽涉到主教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權力和大批產業的取捨問題。那時有很多的主教都是王公貴族所任命的，甚至是王公貴族自己擔任的，他們集神權、政權和財權于一身，他們由世俗政權任命後，再由教會予以祝聖追認。在這種狀況之下，教會、尤其是地方教會，常是附屬在政權之下，至少是與政權同一鼻孔出氣。

額我略七世教宗的新作風自然要給教會帶來巨大的物質損失，因為主教不再接受世俗權威任命後，他的社會地位和巨大的財富都將立刻消失。可是這位教宗毫不在乎這一切，現世物質財富于他如天上浮雲，他所要的是主教們完全獨立于現世政權之外。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也是教會內部的新作風，因為從此教友大眾再也不像過去一樣參與選舉主教的事務。額我略七世這項基本改革重新奠定了羅馬教宗對普世教會和對皇帝及所有王公貴族的最高權威。為了徹底執行他的決定，他親自派遣特使到歐洲各地去巡視，監督各地教會執行他的訓令。

當時反對額我略七世教宗最厲害的當然是日耳曼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為甚麼呢？因為日耳曼帝國境內最重要的封建諸侯都是主教們，這些分封侯一旦不再由皇帝選派，皇帝必然要喪失大部分的權威。就為了這個理由，此後的皇帝們開始與教宗們展開長期的爭鬥。首先發難的當然是亨利四世，他宣佈廢除額我略七世教宗，而這位教宗也立刻還以顏色，罷黜亨利四世的皇位，並解除所有臣民服從皇帝的義務。亨利四世一看情勢不對，各地諸侯庶民不再聽從他的政令，于是在意大利中北部卡諾薩堡（Canossa）女伯爵馬蒂爾德（Matilde）出面調解之下，于公元一零七七年親自來到卡諾薩堡，向當時在那裡作客的額我略七世教宗請罪。皇帝穿著悔罪的麻衣在城堡門外苦等了三天，表示懺悔的心意，額我略七世教宗為皇帝的行為所動，終於接見了他，也接受他的悔過自新，重新承認亨利四世的皇權皇位。

亨利四世回到日耳曼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設法重新統一帝國，因為他在一年前，一零七六年，被教宗罷黜皇權的時候，許多諸侯已經不再臣服于他，並且擁立了一位新的盟主。亨利四世經過三年的南征北伐，終於又統一了日耳曼。眼看帝國又在他手掌之中，于是心生洗刷卡諾薩堡的恥辱的意念。他舊病復發，在公元一零八零年又再度宣佈廢除額我略三世教宗，同時私自任命了一位名號叫'克萊孟三世'（Clemente III）的羅馬教宗予以取代。不僅如此，亨利四世更率軍南下，攻佔羅馬，讓他所任命的'克萊孟三世'給他加冕。額我略七世不得已，南下意大利那波利附近的薩勒諾（Salerno）避難，一零八五年客死在異地。

教宗額我略七世的去世並沒有平息羅馬教會和日耳曼帝國皇帝之間的職權紛爭。雖然如此，教會和帝國雙方已經漸漸地分辨當時主教職務內涵的區別，那就是身為主教的人，他一方面負有教會精神的職權，另一方面又掌握世俗物質的權柄，這兩方面是截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的。

經過大約三十年冷靜的反省、思考與分辨，教會和日耳曼帝國終於在一一二二年在日耳曼帝國萊茵河畔的沃爾姆斯（Worms）城，由教宗卡利斯托二世（Callisto II）和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簽署歷史上著名的'沃爾姆斯協定'。根據協定，主教由羅馬教宗任命祝聖，象徵主教牧職神權的牧杖和權戒由教宗授予。既然那時候的主教也是地區社會的行政首長，所以象徵這種世俗權威的手杖和寶劍，則由皇帝授予。在教會精神職權事務上，主教服從羅馬教宗，在現世地方行政權威上，主教聽從皇帝。從此，教會的教宗和主教不再由世俗的帝王指派任命，政教之間長達幾乎兩百年的錫封敘爵（lotta delle investiture）權利之爭于是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