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五十九】

第八章　現代化的負擔：面對經濟、社會當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天主教會內部某些高級知識份子倡導現代主義（MODERNISMO），他們當中不乏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這個文化思想運動的主要目的在使聖經和教會的訓導與新的科學知識調和，甚至在使教會的信仰隨從科學的理論。倡導這個主義的人士以為：教會若想繼續生存下去，惟有遷就科學，隨從科學一途。

面對這種主張教會當然有很多話要說，要澄清，要辯護。教會的話和所採取的立場有它的道理，但也有過火的地方。這也難怪，因為那個時代正是教會處境非常艱困的時代，教會為了確保自己的傳統信仰，可能無暇讓時間來解決一切，於是對那些危及教會古老尊嚴和生存的主義學說採取了快刀斬亂草的行動。有許多標新立異或思想比較前進的書都被列入禁書之列（INDICE），也有很多雜誌被勒令停刊，有些思想可疑的神父也不准再教書。其實這些神父中有很多並不是現代主義者，頂多只能算是前進派人士，例如在一八九Ｏ年創立"耶路撒冷聖經學院"的道明會士拉格朗熱神父（LAGRANGE），一九Ｏ三年出版"宗教哲學評論"（SAGGI DI FILOSOFIA RELIGIOSA）的呂西安．拉貝托尼埃神父（LUCIEN LABERTHONNIERE, 1860-1932），以及推動天主教徒與聖公會信徒合一的法國遣使會會士費爾南．波塔爾神父（FERNAND PORTAL）等人，他們實際上並不是現代主義者，而是思想新穎，作風前進而已。當然，當教會四面受敵，遇埋伏的危險時候，如果有前進派人士推波助瀾，自然被認為不識時務的人。

面對自由主義的蔓延，羅馬教宗庇護十世在一九Ｏ七年七月三日先發佈一道名叫"可悲的"諭令（DECRETI LAMENTABILI），其中列出六十五條被諭令譴責的命題思想，這些命題思想有五分之四都是從阿爾弗德．魯瓦西（ALFRED LIOSY）的著作中發現出來的，不過在諭令中：並沒有指名指姓譴責他。教宗在諭令中指明那些言論的錯誤在於對聖經和信德奧跡的歪曲解釋，比方說諭令所舉出的第二十條錯誤認為：天主的啟示不是別的，而是人對他與天主的關係的體認；第三十六條錯誤說：救主耶穌的復活並不是真正屬於歷史性事件，而是純粹屬於超性界的事實。這種超性的事實並沒有顯示出來，也不可能顯示出來，而是基督信徒從其他事物中逐漸推論出來的結果；第四十條錯誤則是以為：聖事的產生來自宗徒和他們的繼承人在種種時代環境和事件的啟發和推動之下，對基督的思想和意願所作的解釋；諭令第五十二條所列的錯誤是：基督並沒有意思在世界上建立一個長久持續下去的教會團體。相反地，在基督的思想中，天國和世界末日都很快就要來到；第六十五條錯誤則指出：今天的天主教會無法與真正的科學修和，除非教會變成為一個非教義性質的基督信仰，就像誓反教那樣地自由與開放。

庇護十世教宗發佈"可悲的"諭令兩個多月後，又在一九Ｏ七年九月八日頒佈"牧者"（PASENDI）通諭。這道通諭把現代主義者描繪成集眾家思想言論和身份於一身的想像中的人物。通諭中有一段這麼說：「現代主義者摻集許多角色人物於一身，諸如哲學家，信徒，神學家，歷史學家，評論家，護教學家、改革家等等的。誰若想要深入認識他們的方法體系，知道他們的原則和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後果，就得分辨這些角色，這是很重要的事。那些對這整個方法體系一見鍾情的人，怎能驚訝我們把這樣的體系稱之為各種異端學說的會合呢？事實上，現代主義者不但破壞天主教，而且就如我們已經提到的，他們也破壞任何宗教」。

庇護十世教宗在兩個多月之內連續頒佈的這兩道譴責現代主義的文件，把所有現代主義者塑造成唯一的人物形象，其實那些現代主義者沒有一個具有那麼多的身份或角色，而且他們之間也不盡相同，彼此也沒有太多的來往關係。這位教宗又指出導致這些"異端學說大會合"的原因是無知，驕傲，現代哲學思想等等。於是，他指示教會應該怎樣對付這種多面貌的異端。

庇護十世教宗邀請修院修生重新研讀聖多瑪斯的哲學；每個教區都必須設立監督委員會，審察出版物的內容和神父們講道教書的思想傾向，並且要經常向羅馬寫報告。那些被視為有問題的神父，只能擔任一些微不足道的職務。修生修士們除非獲得准許，不可以到國立大學就讀，因為這些公立大學所教授的哲學和歷史都充滿危險性。一九Ｏ九年，終於在羅馬創立了聖經學院，為傳授合乎天主教立場的聖經知識。次年又規定：凡是領受神品聖事中的大品，也就是過去所說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晉升神父的人，以及接受學位和擔任某些職務的人，都必須宣誓反對現代主義。

當時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並不多，約有四十人左右，另有一些人只是為了不招惹麻煩，而不再大鳴大放。現代主義創始人阿爾弗雷德．盧瓦西沒有接受教宗的譴責，於一九Ｏ八年被開除教籍後，繼續在法蘭西學院教授歷史和聖經註解的課程。

庇護十世教宗頒佈那兩道譴責現代主義的文件後，有關神學方面的爭端表面上似乎平靜下來了。事實上，捲入爭端的只有一些神職人員而已，一般教友對那些問題並沒有特別的興趣。雖然如此，教會信仰和現代化之間的糾葛問題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那些問題還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教宗頒佈譴責令那一陣子，教會整個氣氛很沉重，不少思想開放而且忠於教會的人士噤若寒蟬，不敢也不能再發表意見。就因為這樣，那些強硬派人士的立場逐漸鞏固起來，慢慢形成所謂的"整體主義"勢力（INTEGRISMO），其中不乏在世界各地追蹤現代主義者的言行，並向羅馬告密的人。當時羅馬一位名叫貝尼尼（BENIGNI）的蒙席就組織了一個國際性的告密組織（SODALITIUM PIANUM），但是本篤十五世教宗對這種行徑也不欣賞。

隨著時日的轉移，現代主義的潮流也漸漸緩和下來；當初，由於科學進步受到過分的信賴，所以現代主義者也不可一世。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尤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萬能的口號已不再叫得那麼響亮，因為人們發現科學並不能解決人的所有問題，也不能用科學來建立倫理道德觀。

物極必反，水流到盡頭總要折回，於是開始有回復唯精神是從（SPIRITUARISMO）的趨勢。當時有許多作家，如法國的海斯曼斯（JORIS-KARLHUYSMANS, 1848-1907），他歸依天主教後，成了神秘主義者；還有佩吉（CHARLES PEGUY, 1873-1914），是個詩人，在天主教傳統思想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萊昂．布魯瓦（LEON BLOY, 1846-1917），也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說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天主教作家們更獨領風騷，克洛岱爾（PAUL CLAUDEL, 1868-1955），莫里亞克（FRANCQIS MAURIAC, 1885-1970），貝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馬賽爾（GABRIEL-HONORE MARCEL, 1889-1973）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於科學家如法國巴黎天主教大學物理學家愛德華．布朗利（EDOUARD BRANLY, 1844-1940），和法國地質礦物學家皮埃爾．泰爾米耶（PIERRE TERMIER, 1859-1930），他們都証明科學與信仰沒有衝突。

雖然現代主義在喧嘩一時後漸漸平靜下來，文學和科學界也重新為信仰與現代科學定了位，但是庇護十世教宗所頒佈的譴責現代主義的兩道文件卻使教會在聖經註解研究方面幾乎留下了空白，許多飽學之士為了謹慎，轉而閉門潛心作學問和研究考古學。這個現象直到一九四三年庇護十二世教宗頒佈"天主的感召"（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諭後，才得以紓解，而聖經學家們也重新獲得教會最高當局的鼓勵，用最新的方法研究聖經的註釋。

至於歷史學和教義神學方面的研究氣氛也緩和了下來，學者專家們再也沒有義務肯定教會當信的道理與歷史沒關係。神學家如道明會士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 1895-1990），里昂神學教授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 1896-1991），神學家伊夫．孔加爾（YVES CONGAR, 1904-1995）等人都提出一種以教父和教會歷史為根基的神學。關於教會學，過去都是從法律的角度或是從教會與世俗社會的爭端衝突事件中去研究的，如今則側重在教會與現代社會文明的關係上。在這件事上，比利時神學家耶穌會士埃米爾．默施（EMILE MERSCH, 1890-1940）所著的"奧體的神學"（THEOLOGIE DU CORPS MYSTIQUE），以及亨利．德呂巴克神父所著的"天主教"（CATHOLICISME）這兩部作品便是有力的証明。法國天主教當代哲學家雅克．馬里坦（JACAUES MARITAIN, 1882-1973）在他所寫的"完整的人文主義"（UMANESIMO INTEGRALE）這本書中肯定現世的事物和精神的事物是有區別的。

從上面所提出來的神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以及科學家的思想見解，我們看到教會和知識文化界在現代主義緩和下來之後，彼此又慢慢地走向修和。教友們再沒有必要放棄建設一個以福音價值為理想的世界，但教會也沒有必須作現世事物的監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