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六十】

第八章　現代化的負擔：面對經濟、社會當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紛紛向外移民，同是信仰基督的不同教派的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往往居住在同一個地方，他們為了奉行自己的信仰，甚至為了傳播福音，彼此產生競爭，乃至磨擦。這種現象一方面使當地居民感到困惑，他們深深驚訝同是信仰基督，並宣講基督的人，為什麼互相競爭、排斥和中傷？另一方面，這些不同教派的基督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本已成了少數族群，再加以互不和睦，更形孤立，實在難以向不認識基督的人宣講愛的福音，使他們相信基督是人類的救主。

歐洲東部和巴爾幹半島地區自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幾乎全都成了與羅馬天主教分裂的東正教的世界。十四世紀下半葉，土耳其奧托曼帝國從小亞細亞的安那托列亞半島越海，侵入巴爾幹半島，伊斯蘭教隨之進入東南歐東正教的世界。從此，奧托曼帝國統治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在它治下的東正教不但談不上發展而且僅能苟且殘存而已。公元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圍困維也納城失敗，北上的企圖受挫。公元一五七一年，奧托曼土耳其海軍在地中海東部勒班陀（LEPANTO）附近與西班牙、威尼斯、教宗國和意大利各城邦的聯軍決戰失利，從此，土耳其人西進的野心也幻滅。

雖然如此，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托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仍然非常穩固。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這個帝國才急速走下坡。二十世紀初年，繼意大利之後，巴爾幹半島上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希臘人紛紛戰勝土耳其人而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托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結盟，大戰失敗，帝國從此瓦解。

巴爾幹半島各地脫離土耳其人的統治之後，本地東正教徒紛紛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東正教團體，各擁有自己的宗主教擔任宗教最高領袖。一時，在東南歐地區竟產生十五個各自獨立自主的，幾乎以國家為單位的東正教會。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教會並非沒有它的缺點和問題，因為它和本國政府不能不產生許多關連，也因此，教會和信徒的自由多多少少都受到牽制。

除了這十五個自治的東正教團體外，當時在東歐廣大地區還有其他既不屬於西方天主教，也不屬於東正教的基督信仰教會團體，例如亞美尼亞教會，伊拉克"加爾迪亞"（CALDEI） 教會，以及在第五世紀被厄弗所大公會議宣判為異端的"聶斯托里"教（NESTORIANESIMO），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稱的"景教"。

在信仰基督的東方世界中，信友最多，轄區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教會團體莫非是俄羅斯東正教。這個教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年渡過它最後殘存的時期。在最後幾位沙皇中，俄羅斯東正教受到政權很大的限制，在體制上幾乎無法有所發展和改進。但是政治壓力無法控制人的內心；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神哲學家弗拉迪米爾．索洛維約夫（WLADIMIR SOLOVIEV, 1853-1900）就曾努力設法使俄國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來往接近。撰寫"戰爭與和平"等重要不朽的杰出作家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 TOLSTOJ, 1828-1910）也提倡非暴力的以福音為中心的基督信仰。他這種思想使他被俄國東正教當局開除教籍。

沙皇統治下的東正教一般都必須以皇帝馬首是瞻，不能任意有所作為。直到一九一七年俄羅斯東正教才得以選出吉洪（TIKHON）擔任新的宗主教，恢復中斷多時的東正教體制。豈知吉洪宗主教所領導的俄羅斯東正教還沒來得及重整，便又進入另一個由"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的長期迫害階段。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大舉屠殺亞美尼亞人，使亞美尼亞人避難到海外各地。

總之，十九、二十世紀東歐世界的基督信徒因著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大量移民到西歐各國，甚至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他們雖然都是基督信徒，卻有自己的傳統的禮節和歸屬，所以大家都成了少數族群，生活相當孤立。

信仰基督的教會中，除了東方的教會團體外，還有相當的一部分是誓反教團體。誓反教的特點是它有許多不同名稱的宗派，而且間斷性地發生醒悟振興的現象。一八六五年英國衛理公會傳教士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 1829-1912）在倫敦創立"救世軍"（L'ESERCITO DELLA SALVEZZA），希望重整衛理公會創始人韋斯利（J. WESLEY）創立教派的原始精神。救世軍的成員很同情勞動人士的生活狀況，因此，都以最簡便、最普通、最經濟的方式傳播福音。他們在馬路街頭、在廣場，或搭帳蓬，或在戲院等公開場所宣講福音，分發生活用品，勸人棄惡行善，戒絕不良嗜好。

一八七六年美國衛理公會內部又發生另一個醒悟振興的運動；參加運動的人都渴望獲得聖神的降福，以便在種族歧視蔓延的世代中為基督作證。這個運動於公元一九Ｏ一年在美國坎薩斯州以"五旬節教會"（PENTECOSTISMO）的姿態出現，而且很快便傳到世界各地。

"五旬節教會"的特徵是信徒所領受的聖神的洗禮，能在信徒的團體聚會中重新產生昔日五旬節聖神降臨時所發生的奇蹟，例如說預言，治病，說不同的語言，或者神魂超拔等等奇特的現象。這個五旬節教會可以說是貧窮人士的教會，任何人都受歡迎，並能在裡面表達自己內心所感受的一切。

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年，歐洲誓反教的神學似乎被溶解在現代哲學思潮和科學理論中。不少有識之士便從事深入更新誓反教神學思想的工作。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爾特（KARL BARTH, 1886-1968）與誓反教自由派的神學思潮決裂，重新發現並肯定天主的超越性，他強調天主在生活的聖言，即耶穌基督身上，把自己啟示給人類。他認為神學是對天主聖言的信仰保障。卡爾．巴爾特在他的重要著作"致羅馬人書釋義"（COMMENTARIO ALLA LETTERA AI ROMANI, 1919）中，一方面表現出他重新找到人類為中心的錯誤；他強調：必須聆聽和順從天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卡爾．巴爾特從事反對德國納粹主義的活動，同時開始撰寫他那部二十冊的信理神學大作，費時三十七年，在去世前完成。在這部著作中，他重新評估了天主聖言和信理的絕對價值，並再度恢復誓反教的嚴肅性。他的成就令天主教徒刮目。

本世紀中葉，德國誓反教神學家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AMANN, 1884-1976）提倡用歷史形式的方法來研究新約福音的形成。換句話說，他盡量排除福音記載中屬於被認為是稀奇古怪的神話成份，只保留有稽可考及合乎人性常理的部分，然後以歷史方法來研讀和註解聖經。

與魯道夫．布爾特曼同一時期的，還有一位著名的誓反教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他因為反抗納粹主義而被迫流亡美國。他研究神學的方式途徑是從當代人的生活處境與問題為出發點，以便達到天主那裡。他設法在神學與文化之間建立關係，他以為每種文化的本質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現。

以上所談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教會團體在世界主要地區的簡要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