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1-2006　　新闻报导　资料库 　主日弥撒读经 主日弥撒重播

教宗本笃十六世元月六日主显节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庆典弥撒

东南亚通讯

这次的东南亚通讯报导的新闻取自天亚社、高雄善导周刊、相国公教报、台胞教友生活周刊：

－亚洲海啸一周年，教会组织联手提高灾难管理效率
－单国玺枢机荣休，刘振忠主教接掌高雄教区
－多个国际天主教组织对世贸《香港宣言》感到失望
－印度主教指称小额贷款有助脱贫
－全球化下的香港 富裕中存着贫穷
－蒙古天主教徒於二零零五年过着游牧的宗教生活
－韩国金敏洙神父：信仰必须体现日渐普遍的数码化生活
－越南教会在二零零五年取得长足发展，享受更多宗教自由
－陶然枢机在台演辞，谈教廷在世界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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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海啸一周年，教会组织联手提高灾难管理效率
　　 【天亚社印度班加罗尔讯】南亚海啸一周年，为生还者提供服务的教会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成立一个协会，目的是改善灾後各项实际服务避免重复工作。

　　 在一个有关「灾难管理」的国际会议上，部分与会者分享他们因缺乏「行为守则」而在进行海啸重建计划时遇到不少困难。其後，会议决定成立上述协会。

　　 会议也承认在参与海啸重建计划的机构之间存在「很多非良性竞争」，例如某些机构贿赂政府官员来换取批准在村落「收养」孤儿。

　　 来自澳洲、巴西、英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荷兰，以及斯 兰卡等地的机构代表，出席十二月廿一至廿二日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召开的会议。研讨会由印度天主教主教团辖下的印度明爱，联同班加罗尔大学以及几个教会组织主办。

　　 现时仍未命名的协会包括来自欧洲和非洲的机构，协会的筹备委员会将於十二月廿六日海啸一周年在班加罗尔举行会议。

　　 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印尼苏门答腊以西海底发生黎克特制九级地震，引发海啸，达十米高的巨浪冲击印度洋地区国家沿岸，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绝大部分都是在印尼、印度、斯 兰卡及泰国罹难，事件亦令数以百万人无家可归和身心受创。

　　 来自斯 兰卡的使徒圣衣会法蒂玛．纳瓦基（Fatima Nayaki）修女对天亚社说，由於缺乏协调，受影响国家的海啸善後工作混乱，各个灾难管理队伍「急需指导原则及行为守则。」

　　 筹备委员会成员乔治．卡纳安塔南（George Kannanthanam）神父说，新成立的协会将制订灾难管理的最低标准，并确保社区参与和透明度。

　　 这位圣母圣心爱子会神父是善意会会长，领导该会在灾难後即时开展救援及重建工作。神父对天亚社说，协会将「建立网络与合作」，并且成立一个亚洲层面的危机处理队伍。

　　 协会将接纳愿意参加亚洲灾难管理计划的个人或机构为成员，并将出版一份通讯和建立网站来宣传它的宗旨和目标，并成立灾难管理资料库。

　　 协会亦计划要求所有亚洲国家通过有关灾难管理的措施，成立核心机构来执行，并且邀请非政府组织及人民代表参与策划及执行工作。

　　 另一位会议筹办人文生．富尔塔多（Vincent Furtado）说，会议强调灾民应有份参与制订和实践福利及发展计划。这位前瞻学院及研究所主任续说，会议也坚持要有透明度。

　　 班加罗尔大学校长蒂马帕（Thimmappa）也强调为灾民草拟各项措施时，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说：「灾难是大悲剧。因此，灾难管理也必须是庞大的计划，让社会有广泛的参与。」

　　 来自南非的与会者雷伊哈纳．西达特（Reyhana Seedat）对天亚社说，灾难管理失败主要在於灾民未能参与制订各项计划。这位任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说，捐款人和执行构机往往依从自己既定的方案和利益。她欢迎新协会能监察非政府组织的表现。

　　 根据协会的草拟宪章，其主要工作是促进非政府组织正确参与，并避免重复工作。

　　 卡纳安塔南神父认为：「我们所缺乏的并不是善意或资源，而是合作和网络。」他把这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呈交出席会议闭幕礼的印度国家灾难管理局代表。

　　 其中一项建议是机构在执行重建计划前，应识别灾民的基本需要及心理需要。

　　 卡纳安塔南神父说，协会将强调推动及游说工作、协助灾民自强以及协调重建，并为各方参与制订最低标准。协会亦会协助政府识别可靠的非政府组织，并在官方机构与捐款人之间进行调解。

　　 与会者同意协会可检讨某非政府组织过往的表现，以评估其诚信。

　　 他们确定「最贫穷的人」是工作的「优先对象」，以及先处理那些没有政府机构承担的工作。核心团队的首项工作是准备资源手册，列出各国可靠的非政府组织。

单国玺枢机荣休，刘振忠主教接掌高雄教区
　　 【天亚社台湾高雄讯】台湾天主教会的单国玺枢机於一月五日退休，他打算善用馀生做自己喜欢的事 祈祷和写书。

　　 教宗本笃十六世批准现年八十二岁的台湾高雄教区单国玺枢机呈辞，教廷於一月五日同时宣布高雄教区刘振忠助理主教接任教区首长职。

　　 由於单枢机获准退休，也正式卸下担任了十八年的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一职。主教团全体主教早於去年秋季大会中得悉他退休後，选出台北总教区郑再发总主教为新主席。

　　 单枢机一月六日对天亚社说，他感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中国教会的关心，以及对他委以重任，指派他为枢机及教廷多个部门的成员。

　　 他又说，他曾於年届七十五岁及八十岁时两度向教宗若望保禄呈辞，但教宗却分别以他的「头发还是黑色」，及「中国人很长寿」为理由回绝了。

　　 枢机表示，他希望退休後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如多些祈祷和写书，还说：「今後那里有需要，我就去那里」。

　　 他也感谢多年来主教团其他主教、花莲和高雄教区的神长教友的合作。他承认自己的有限和脆弱，希望众人原谅他所作无心的伤害，并继续支持他的继任人刘主教。

　　 五十四岁的刘主教赞扬单枢机是「一个很有眼光、抱负和智慧的领导者」，很有计划地推动教会内的牧灵福传工作。

　　 他一月六日对天亚社说，枢机十分关注弱势团体，如爱滋病患者、残障人士及原住民等，又关心社会事务，如向政府提倡废除死刑。

　　 刚接任教区主教的刘主教表示，他将会在前任主教打好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推动福传工作，并加深教友的信仰和灵修。他期望在五年内，高雄的教友人数会增加约一万人。

　　 他又说，其他目标包括加强与教区内男女修会的联谊，以及在本地教友中鼓励司铎圣召。

　　 刘主教曾於他的家乡嘉义教区出任主教十年。他说，相比农村为主的嘉义，高雄的都会环境较复杂，教会的福传工作更具挑战性。然而，他表示：「我没有感到太大压力，因为高雄的教友人才多，我们一起努力该有很多机会的。」

　　 单国玺枢机祖籍河北省（今河南省）濮阳，廿五岁时加入耶稣会，并到菲律宾接受培育，一九五五年晋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九七九年任命他为台湾花莲教区主教，九一年调任他为高雄教区主教。九八年一月，他被教宗擢升为枢机。

　　 刘振忠主教出生於台湾嘉义县，一九八零年晋铎，九四年七月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为嘉义教区主教，二零零四年六月成为高雄教区助理主教至今。



多个国际天主教组织对世贸《香港宣言》感到失望
　　 【天亚社香港讯】对於世界贸易组织（世贸）最近召开的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两个天主教社会发展网络均表示失望。

　　 世贸会议经过十二月十叁至十八日的六天谈判之後，在结束当天发表了《香港宣言》。

　　 天主教会的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与团结组织（法文简称为CIDSE）与国际明爱表示，《香港宣言》「不足以解答世界各地农民组织及公民社会数以百万人为保护及发展生计而提出的诉求」。

　　 CIDSE是由欧洲及北美十五个天主教发展组织组成，而国际明爱是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天主教地方教会辖下救援、发展及社会服务组织的联盟，他们於大会闭幕当天就会议发表联合新闻稿。这两个网络的近廿名代表与其他几千名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者，共同监察香港举行的部长级会议。

　　 CIDSE的政策及推广主任威廉．勒戈（Guillaume Legaut）在新闻稿中说：「（《香港宣言》的）前进步伐缓慢，令人质疑世贸成员国是否真的有诚信改变现时的国际贸易政策，让发展中国家的贫民享有公平贸易。」

　　 在《香港宣言》中，参与谈判的官员同意富裕国家由二零零八年起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所有货品免关税及免配额待遇。不过，难以执行此规定的成员国将对最不发达国家至少百分之九十七的入口提供免关税及免配额措施。

　　 爱尔兰天主教会海外发展机构「托泰尔（Trocaire）」的贸易政策分析员弥额尔．奥布 安（Michael O'Brien）形容此决议是「最大的失望」。他对天亚社说，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产品都该获得免除关税及配额限制。托泰尔是CIDSE的成员。

　　
　　 法国天主教反 荒及促进发展委员会的加大利纳．戈达尔（Catherine Gaudard）认为，虽然最不发达国家有更大的市场，却无助它们持续发展。她对天亚社说，它们最大的挑战将是与发达国家重新平衡贸易政策。该委员会也是CIDSE成员。

　　 联合国对最不发达国家有叁个定义：低收入（国民人均年收入少於七百五十美元）、人力资源薄弱（成人识字率低於百分之二十）及经济脆弱（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一或更低）。目前，全球有五十个国家被界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当中卅二个是世贸成员国。

　　 在农业方面，与会代表同意在二零一叁年取消除所有形式的农业产品出口补贴。此外，宣言说，发展中国家可弹性地将某类产品列为徵收关税的「特别产品」。

　　 奥布 安指出，此措施容许发展中国家提高关税以及限制进口货品数量，好能保障本地粮食生产者和小农免受富裕国家廉价倾销的打击。

　　 至於棉花方面，发达国家从二零零六年底起会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同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棉花产品免关税及免配额待遇。

　　 国际明爱全球议题研究部的雅各伯．白脱郎（Jacques Bertrand）十二月廿日向天亚社说，由明爱关注穷人的角度来看，「香港会议令人失望」，非洲国家几乎一无所得， 是在棉花出口方面获得含糊的承诺，而棉花是它们一千二百万人民的经济命脉。

　　 他指出，棉花贸易的主要问题源自国内导致贸易不平衡的补贴，但宣言没有提出削减国内补贴的限期。

　　 CIDSE及国际明爱的新闻稿总结说，《香港宣言》的资讯「似是『继续谈判』，直至明年春天召开会议，才必须为具体谈判细节达成共识。此资讯肯定不受全球经济不公平下的数以百万计人民所欢迎。」

　　 在香港会议举行前及会期内，这两个天主教国际网络联合发表立场书及新闻公布。它们向谈判代表游说，并向传媒简介鸡只、棉花及大米等产品涉及的贸易问题。

　　 戈达尔表示，明爱是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而CIDSE有较丰富的游说经验。她说：「我们有共同的天主教价值观，因此这夥伴关系配合得很好。」

　　 奥布 安表示，他们的努力令谈判代表注意到天主教会的声音，尽管「效果比我们预期逊色」。与此同时，「每个成员组织有本身的关注焦点及信誉，这次合作让我们彼此学习。」

　　 CIDSE与国际明爱并不是以非政府组织身分参与香港部长级会议，其代表是属於各自国家的代表团或欧盟代表团的成员或顾问。

　　 基督徒国际义工服务组织联会的推广及活动主任亚尔伯．格拉（Alberta Guerra）解释：「透过此策略，我们可以参与更多会议及环节，并能与谈判代表频密交流。」联会是义大利天主教会的社会发展机构，也是CIDSE的成员。

　　 她十二月十七日对天亚社说，两个网络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亦跟教廷代表团会晤交流。她指出，他们的意见被收纳於教廷的立场书内，在会议开始前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

　　 教廷派驻世贸、联合国及日内瓦多个专责机构的常任观察员西尔瓦诺．托马西（Silvano Tomasi）总主教率领一个五人代表团，以观察员身分出席香港部长级会议。

　　 出席是次会议的有世贸组织所有一百四十九个成员国的五千八百名代表、逾二千名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四十个国家的观察员。

印度主教指称小额贷款有助脱贫
（香港公教报讯）十二月来港参加关注世贸活动的印度雅布贝尔教区（Jabalpur）主教阿尔米达（Gerald Almeida）认为，小额贷款有助贫穷国家的人民改善生活。

阿尔米达主教认为，贷款中的诈谝行为，是威胁印度的其一祸害。「高利贷对人民构成剥削，剥削了他们作判断的责任。」主教解释，印度深具历史和文化传统，「社会上有很多正面的价值，但不道德的人无视社会责任，鼓励人民借入超越个人能力的贷款，例如有人为了搞宏伟的节庆活动，而借入贷款。」

阿尔米达主教是印度天主教主教团属下正义和平委员会成员，他指贷款中的诈谝行为，关键不在资金数额，而是利息。「部份放债者，每日收取百分之十、甚至更多的利息。」他说，贷款利率计算起来，年息高达叁千六百至四千厘，「债务人承担不起，引致负债」。

阿尔米达主教十二月初来港，参加在马鞍山乌溪沙举行的关注世贸信仰会议，期间他表示，在他牧养的那个座落印度中部的教区，发现推行的小额贷款计划有可取之道。「它有助人们认清楚，有关贷款的本质，当中所收取的费用，又何谓合理的收费。组织亦可筛选贷款，借此教育居民借贷之道。」

主教强调，有必要从公众教育入手，让放债者和借贷者明白本身的责任，放债者不要收取不合理的利息；借款人则不要为「面子」而过度贷款。

二○○六年是联合国「小额贷款年」，其概念可追至Grameen银行一九七六年创立的计划，当时孟加拉一位大学教授建议，设立专为穷人借钱的银行设施。主教希望建设有助人们明白及改变传统「低收入、低储蓄和低投资」的现象，改为「低收入、引进贷款、投资增加收入、有储蓄，然後投资增加收入……」的概念。

全球化下的香港 富裕中存着贫穷
（香港公教本报讯）明爱徐诚斌学院社会科学系十二月十九日举办研讨会，题为「全球化与贫穷 新政治形势下的回应」，约五十位社工及该校学生出席。有讲者认为，全球化令社会和就业结构改变，某程度令贫穷问题恶化。
「以香港为例，贫穷问题无日无之，当中议题只是随着年代变更而已。」讲者冯可立教授称，香港就业环境受全球大势影响，令职工变得更「弱势」。他据职工盟的调查称，由於工时过长，部份职工健康出现问题，六成受访职工更表示因此丧失家庭和社交生活，这些情况不利贫穷人士脱贫。

本身是中文大学社工系客座教授的冯氏认为，即使政府加强就业培训，以提升劳动质素，但工人受惠有限：「劳工待业後重投市场所觅得的职位，大都是家务助理和物业管理人员。」
谈到政府对贫穷问题的承担，他说：「政府在福利上开支不菲，以二○○二至二○○叁为例，就达叁百一十亿，占社会服务开支一成五。」但他说，在扶贫层次上，政府只限於把领取综援人士推向劳动市场。

另一讲者、日本关西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黎安国认为，在全球化下，跨国大财团在市场有一定优势，资本较少的市民无法与之竞争，较难创业致富：「部份财团在其屋苑尽揽商机，如提供低价订阅报纸优惠等，小商户根本无赚钱。」冯、黎二人是明爱徐诚斌学院访问学人。另外，该研讨会讲者还包括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

蒙古天主教徒於二零零五年过着游牧的宗教生活
【天亚社乌兰巴托讯】由於在二零零五年在首都乌兰巴托的主教座堂关闭，加上新圣堂尚未竣工，天主教徒需要在户外或蒙古包内参与感恩祭，致使这年成为他们难忘的一年。

教友怀念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因为这位教宗亲自培育了他们新兴教会，过去十载岁月，教会从传教区发展到监牧区，更添上第一位主教。蒙古天主教会自一九九二年七月正式成立，当时蒙古与教廷刚建立外交关系叁个月。及至二零零叁年，教宗若望保禄表示期望到访蒙古，并祝福乌兰巴托的主教座堂。

参与第二十届普世青年节时的天主教徒也回忆他们与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情景。是次参与，是蒙古历来规模最大的十九人天主教代表团，他们前往参与这个在德国举行的庆典。

然而，他们认为在二零零五年最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要在户外或传统蒙古包内参与感恩祭。

虽然天主教会在蒙古成立後首十二年内当建 多间宏伟的建 物，然而全国叁个堂区中，两个在过去一年长期要徵用临时的礼仪场地。目前国内有叁个正式堂区，全部位元於首都。

一些蒙古人打趣道：一朝游牧，终生游牧。虽然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正在息微，然而很多人仍居住在蒙古包里。

在圣母升天堂区，不少教友仍要像游牧般多次搭建及拆除蒙古包，堂区为配合教友增加的需要，正在兴建圣堂及内有课室的大楼。堂区经常参与感恩祭的有一百七十人，其中一百人为教友，但小圣堂 能容纳七十人小圣堂，其他包括厨房、饭厅、睡房及办公室等均要地尽其用。目前，感恩祭及慕道班均在堂区空地上两个蒙古包内举行。

堂区亦把服务向外伸延，於乌兰巴托机场旁的蒙古包地区，购买了一间木房子。

主任司铎韩籍神父金成铉於叁个地点举行感恩祭，两处位於乌兰巴托，一处位於中部省首府宗莫德。堂区教友正协助他建立新的堂区团体。

圣伯多禄圣保禄主教座堂的教友也要在蒙古包参与感恩祭，但原因不同。

由於五月九日一名建 师於教堂内堕楼死亡，教堂因而关闭。事缘国家检查局要求建造商於上层地板开一个洞，让他们检查支撑的木柱，检查局的建 师却意外从洞跌下身亡。根据蒙古传统及法律，整座建 物随即关闭。

这宗惨剧使堂区生活中断，毗邻的图书馆、贫民诊所及田清波蒙古学中心也要暂停。

堂区教友 好暂时搭建了大型帐篷当作教堂，八月举行的蒙古第一届青年圣体节也要在乌兰巴托以北二十公里汉盖特的君王静修院。这个庆典有叁百人参加，但静修院 能容纳五十人，主办者脑筋要伤透了。

自从九月学校开课後，当局容许主教座堂开放侧翼，使图书馆及诊所重新运作。一些课室重开，作慕道班及英语班之用，入口大堂亦改作小圣堂，以举行感恩祭。神父在举行感恩祭前，要由在毛衣上披上白色长袍的辅祭伴随，从祭衣房绕道把圣体拿到临时小圣堂。

十二月十一日，教友终於获准再次进入主教座堂。

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黄旭东（Wenceslao Padilla）主教表示，二零零五年为考验在失望边缘蒙古天主教徒的一年。他於教堂重开後表示：「虽然我们饱历伤痛，然而传教工作并没有停滞。相反，传教工作进入高峰，很多人从我们的牧民及社会服务中受惠。」

蒙古教会为了配合发展，在二零零叁年获成立新的架构，从自治传教区升格为监牧区。

目前，监牧区设有教育、正义和平、礼仪、牧民及青年工作多个委员会，让教友及牧职者共同策划、执行及监督各项工作计划。

蒙古的传教工作最初由叁位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展开，当中包括黄旭东主教。以往教会的工作 局限於首都 围，但目前五十叁名来自八个修会的传教士已走进农村及另外两个城市尔汗及额尔登特，并为乌兰巴托及四周的最穷困及最有需要的人士服务。

教会开办了两所幼稚园、两所中学、一所职业先修学校，一所街童中心，一所青少年中心，一所智障小童学校、两所英语学校、叁所青年中心、两个农庄、一个乡村社区中心、两所图书馆及两所学生宿舍，并为数以百计的儿童、青年及成人开办学习班、儿童小型学校、女子及老人庇护中心及免费食堂。目前与教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组织共有二十一个。

韩国金敏洙神父：信仰必须体现日渐普遍的数码化生活
【天亚社首尔讯】一名天主教社会传播者表示，南韩的司铎必须认识到，基督徒信仰要在社会越来越数码化的生活方式中体现。

韩国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秘书金敏洙神父称， 有当教会积极采用数码文化，一种「新的教会文化」才会出现。

南韩在五月展开卫星数码多媒体广播（S-DMB）之後，再於十二月一日推出地面数码多媒体广播（T-DMB），成为世界上首个推出地球数码多媒体广播的国家。这种服务可利用流动电话及个人数码助理等手提工具，接收数据、收听电台广播及观看电视节目。

南韩也准备在二零零六年初开设无线宽频互联网（WiBro）服务，将会容许订户随时上网，即使在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也可以每秒钟下载叁百万位元的数据。

一些专家表示，这些科技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无所不在的电脑环境，确保人能够随时随地与在他们周围即有环境的电脑「自然」互动。现存的例子，包括装置在汽车提供互动驾驶方向指示的全球定位科技，以及容许人外出时也能透过流动电话控制家庭电器的「智慧屋」。

在耶稣会开办的西江大学任教社会传播学的金神父表示，司铎应该醒觉到今天数码文化和它的语言，以加强他们救赎人类及世界的力量。

金神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取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他就这个问题为天亚社撰写了以下评论：

在全球科技普及的国家排名中，南韩高踞第叁。它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资讯科技国家，采用一些如资讯超级高速公路、流动通讯、以及电讯和广播融合的高科技。在二零零四年C月，国内的资讯超级高速公路的用户数目，占全国四千九百万人口的一千一百六十万。资讯及传播部表示，在二零零四年底，流动电话的用户数目有叁千六百六十万个。

无远弗届的电脑时代就随着宽频聚合网络（BcN，又称为新一代网络系统）的面世而开始。宽频聚合网络融合了有线及无线的电脑互联网、电讯及广播、数码多媒体广播、无线宽频互联网以及采用网际网络协定（IP）为基础的高质素宽频多媒体广播。

数码革命为韩国社会带来巨变，例如电脑互联网及流动电话等先进的传媒科技削弱了面对面的通讯，却加强了不同形式的间接沟通。一些如互联网咖啡室及博客网站的虚拟社区正在冒起，影响到先进数码媒体的使用者，例如一些有线及无线的互联网用户。同样地，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领域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数码文化的影响。

再者，廿一世纪的数码文化对信仰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网络教会或网络信仰正在出现，而「网络牧职」正受到人的注意。另外，透过流动电话短讯同时向所有堂区教友提供的每日福音及反省的「流动通讯牧职」，预计会变得日益重要。这些例子显示，不同的「数码文化牧职」已经以一种新的牧灵模式出现。

数码文化牧职可以作为一种更有效及有效率的牧灵进行礼仪、退省及其他活动、并利用电脑互联网及流动电话等展开教育、合一、对话、社会传播、以及档整理及研究。

教会有关大众传播的文件，如宗座社会传播委员会发出的《新纪元》、《教会与互联网》及《共融与发展》文件都认为教会要把这些媒体视为「天主的恩赐」。这是因为数码文化能够帮助人如兄弟姊妹般团结，并在天主救赎计划中通力合作。

此外，教宗保禄六世有关传教工作的宗座劝谕《在新世界中传福音》表示：「如果教会不利用这些强大工具传播福音，教会在上主面前会感到内疚。」因此，牧灵工作应该积极使用数码文化、或这个时代的新语言，以救赎人及这个世界。

根据一个最新调查显示，在韩国一千四百一十四个天主教堂区当中，约有五百六十个设有自己的网站，而约六百个教会机构透过自设的网站推行传教工作。另外，由首尔总教区设立的网站《互联网喜讯》〈www.catholic.or.kr〉提供天主教消息及宗教资讯。由议政府教区设立的网上电视服务透过互联网广播进行福传。圣保禄修会一直透过流动电话向人提供一些与生活有关的圣经短讯。

教会现在应该提倡「流动通讯牧职」以发展不同类型的牧灵工作，包括透过新开始的数码多媒体广播服务发放教会的消息。

尽管数码文化使到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和更方便，但是它也散播反福音的价值观念。我们现时都有暴露於暴力文化，透过侵犯个人私隐的商业淫秽及色情资讯、上网的癖瘾、网络恐怖主义，以及提供自杀等反基督徒价值观。

年轻人尤其是会沉溺於流动电话及收发短讯，当没有它们时便会感到不安，严重时更会在人际关系出现困难，并情绪低落。因此，教会也应该提醒公众对流动电话上瘾的危险。

流动电话也剥夺我们反省的时间，我们越依赖流动电话或互联网，应付孤单及沉闷的能力越低。要好好地过生活，我们便需要花时间独处及反省生活。从这个方面来说，数码文化牧职应该强调需要时间去反省及祈祷，最重要是把死亡文化转化为生命文化。

不过，我们必须问教会是否提供足够的指导，培养人能够分辨数码文化的好与坏或它的另类选择。

不幸地，教会对於数码科技大幅被滥用几乎保持缄默，这是因为牧灵工作者把信仰与已渗透我们日常生活的数码文化分割，他们质疑信仰生活与使用互联网或流动电话有何关系。他们要认识到信仰需要完全融入数码化的日常生活。

教会必须谨记， 有努力正面使用数码文化，分辨它的好与坏，一个新的教会文化才能出现。制定及扩大教会本身的独特数码运动，例如「互联网教会」、「互联网教理讲授」及圣保禄会神父的短讯服务，最终成为「文化福传」。因此，预期数码文化牧职会越趋重要，它的使命是帮助人随时随地都可透过数码文化的网络与主相遇。

越南教会在二零零五年取得长足发展，享受更多宗教自由
【天亚社越南胡志明市讯】越南一位年长神父说，二零零五年更大的宗教自由氛围有助於教会的发展，并为越南与梵蒂冈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带来憧憬。

六十八岁的方济会士阮洪教（Nguyen Hong Giao）神父於十二月廿四日对天亚社说，二零零五年发生的事件「为本地教会注入了活力，同时改善了越南的宗教形势。」

这位越南方济会前任省会长认为，去年越南教会最重要的事莫过於塞佩（Crescenzio Sepe）枢机於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五日的正式到访。

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塞佩枢机继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主席洛日．埃切加雷（Roger Etchegaray）枢机之後访越的教廷最高级官员。埃切加雷枢机八九和九零年两度访问越南。

任教於圣若瑟大修院和胡志明市多间天主教学府的阮神父指出：「不仅是越南教友，各级政府官员也对塞佩枢机表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在八天访问中，枢机祝福了新的教会设施，并参观了大修院。他在河内主教座堂祝圣了来自河内总教区和北部七个教区的五十七位神父，还到访中部顺化总教区的罗云圣母朝圣地。

枢机在南部的胡志明市，访问了始建於一七二零年的则群堂区和南部历史最悠久的热爱十字架修会的总部。这位教廷要员还在总主教府会见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本土宗教佛教和好及高台教的代表。

十二月五日，枢机主持巴地教区的成立典礼，任命阮文簪（Nguyen Van Tram）主教为首任主教。巴地是越南的第廿六个教区，上一次成立的教区为一九七五年南越的藩切教区。

膳咫 ｛G「塞佩枢机的访问标志着越南与梵蒂冈的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也巩固了双方即将建立正式双边关系的希望。」

越南政府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吴安施（Ngo Yen Thi）应梵蒂冈与各国关系秘书处的邀请，率领代表团於六月廿七日至七月二日访问教廷，这是该委员会自一九九二年六月以来首次访问梵蒂冈。

除阮文簪主教外，教廷去年还任命了两位新主教，其中芽庄教区武德明助理主教於十二月十五日被祝圣，而北部裴朱教区阮文弟辅理主教於今年一月十八日祝圣。候任阮文弟辅理主教是胡志明市方济各撒肋爵修会的前任省会长，他在河内的圣若瑟大修院任教多年。

阮神父说，自从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新的信仰与宗教法令实施以来，教会的各种活动如圣召、神职人员的祝圣和调动、举办宗教活动以及国际关系等，都变得更容易。

他说，在零五至零六学年度，来自南部六个教区报读胡志明市圣若瑟大修院的修生全部得到政府的认可。他形容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又说，这种情况在其他大修院也有出现。

　　 据阮神父介绍，最近有报道说政府可能会允许在毗邻的春禄教区建立胡志明市大修院分院。目前大修院它取录来自六个教区的修生，已经超出负荷。

河内大修院负责为越南北部十个教区培育司铎，也已经超额运作。从去年开始，该修院获准每年招收新生，而国内其他五所大修院则两年招生一次。

阮神父谈到修会司铎的祝圣问题时说，修会必须向政府提交一份候选者名单。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没有收到政府的反对通知，便可举行祝圣礼。他说：「政府仍然有权『提出异议』，但 是在确有强烈反对理由下才会行使。」他指出，在过去，地方主教必须向政府递交修会神父候选人名单，申请批准许可，而 有少数的祝圣礼得到批准。

他说，过去一年，大叻教区一个修会同时有八位神父晋铎，另一教区的一个修会一年内就有十多位神父被祝圣。

然而，当地教会消息人士告诉天亚社，在胡志明市总教区和芽庄教区一些神父调动的申请被政府以「不合适」为理由否决。

二零零五年是越南独立四十五周年纪念，越共政权於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廿四日建立。目前，越南人口为八千二百零叁万四千，其中天主教徒有五百七十七万六千人。

陶然枢机在台演辞，谈教廷在世界的政治角色
【天亚社台北讯】前教廷外交部长陶然（Jean-Louis Tauran）枢机访问台湾期间公开演讲，强调梵蒂冈不是一股政治势力，而是伦理权威。

陶然枢机於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叁年出任教廷国际关系部（外交部）部长，现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及机密档案局局长。十一月廿二日，他在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以英语发表演说，题为《教廷是政治势力吗？》。会场挤满了逾二百多名教会人士和学生。

当天早上，六十二岁的枢机会晤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

首次访台的陶然枢机於十一月廿一至廿六日的六日行程中，也到高雄文藻外语学院和台中静宜大学两所天主教学府发表演说，内容相同，并接受静宜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枢机亦会参观台北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和高雄的佛光山等地点，并在十一月廿五日接受台湾总统陈水扁颁赠勋章。

以下是枢机十一月廿二日的演讲全文，译文由辅仁大学提供，天亚社修订：


《教廷是政治势力吗？》

「教廷是政治势力吗？」这标题中每个字均重要。

教廷

　　 此名词既非指天主教会，亦非指梵蒂冈。起码自第五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此名词是指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关──教宗与罗马教廷各机构──这正是《天主教法典》第361条所指的「教廷」。国际社会认定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普世共融中心，它代表天主教会，并以教会之名发言，是教会的声音和法人团体。

教廷是一个权力结构吗？

　　 假如我们将「权力」理解为具有命令及掌控的欲望，那麽，很明显的，教廷并非这种世俗所指的权力结构。事实上，国际法中并未为「权力」一词给予明确的定义，而是在论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时，将它视为「国际法的主体」来讨论。目的是维护两国的单一性、组织、独立自主及平等。在这种意义下，教廷确实是国际法的主体，它以主权国、独立及有组织的存在实体，积极参与国际司法活动。

　　 然而，教廷有政治影响力吗？

　　 假如我们认为「政治」就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的策略的话，其答案是否定的。但假如我们认为「政治」是付出关怀与努力去加强国与国之间、领袖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使未来的国际社会成为真正的「万国家庭」的话，答案便是肯定的。

　　 此外，还有其他答案。在这里，我不说「教廷是政治势力」，而要说「教廷是伦理权威」，其为国际社会服务的使命中，包含两个目的：

　　 ──宗教：教廷的首要责任是关心天主教会及所有基督徒的精神利益。

　　 ──伦理：教廷藉着唤醒人们明白法律超越强权，渴望提供一种国际生活的「伦理准则」。

　　 一九九五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其对各国驻教廷外交使节团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教廷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教廷於国际社会间占一席位，正是由於在不贬低其他宗教传统的贡献的情况下，成为人类良心所等待的声音。具有精神与普世权威的宗座将继续如此服务人类，唯一的目的是要锲而不舍地唤醒世人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尊重每一个人，并提倡最高的精神价值。」（第10号）

　　 因此，教廷毫无掌控的野心，它不想征服世人， 想说服世人！

　　 现在，我愿意为各位说明教廷的策略，更好说是它的教育方法，教廷透过这种方法参与国际事务，好能与直接参与国际政策的当权者分享其坚持的信念，即不能将真正又持久的和平简化为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相互均衡。真正又持久的和平最重要是伦理与司法行为的结果。

　　 以下叁种信念构成教廷国际活动的基础：

1. 人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司法秩序的首要重点。

2. 促进并维护和平必须 驾於使用武力。

3. 以和平及有尊严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争议最恰当的途径是尊重国际法。


　　 一．人及其基本权利必须是一切国际政治活动背後的启示及推动力。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首先必须尊重人在生命发展过程中至自然死亡的每个生理阶段的生命权。

　　 我们都知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有关生命与家庭方面所颁发的令人难忘的训导。这训导是教廷代表在参加由联合国主办的重要国际会议发言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九九二年於 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一九九叁年於维也纳举行的人权会议；一九九四年於开罗举行的人口与发展会议、一九九五年於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一九九六年於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居住地会议、以及二零零二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持续发展会议。

　　 假如国际司法机构如同《世界人权宣言》第叁条或《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般郑重宣布生命的基本权利，那麽我们不得不为许多危害人类生命的国家法律、国际性指南及生物医学研究感到痛心。讲到这些，我们就会想到所谓的「堕胎权」、胚胎实验、复制人的研究以及安乐死等问题。

　　 当教廷与那些负责国际社会事务的人士接触时，总不停地宣称生命是来自天主的恩赐，因此是神圣的。

　　 在这点上，教廷也希望以所有基督徒及善心人士之名发言，坚持生命权是良心及宗教信仰自由权、受教育、工作、发展权利等所有权利的基础。

　　 教宗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曾强调基本人权并非来自国家，也不来自权威人士，而来自人自己（参阅二零零叁年五月十七日罗马上智大学创校七百周年纪念会之演讲）。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回应教宗若望二十叁世的通谕《和平於世》，敦请当今世界上的当权者「认清、尊重、建立、保护并促进」这些来自人性具普遍性，不可侵犯及不可剥夺的权利。

　　 各位也知道教廷坚决维护良心及宗教信仰自由，它不仅指仪式上的自由，也指信友作为信仰团体的一分子，可以完全主动参与本国的社会及政治生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不同场合提到他在波兰的经验，他警告世人，当信仰自由受到威胁或压制时，其他的基本人类自由也会同样受到威胁。

　　 总之，教廷反对任何以单一观点看人，它主张人要开放，有自己个别的、社会的、及超越性的观点。


　　 二．促进并维护和平是教廷参与国际活动的另一基本支柱，它促使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於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爆发前称：「战争是冒险的不归路。」一年多以前当美国进军伊拉克时，他又说：「战争往往是摧毁人性。」

　　 近代多位教宗都不断反对战争是解决民族间无可避免争端的适当途径的主张。战争总是达成和平的最坏方法。

　　 在最近的伊拉克危机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他的同僚称，每个国家当然有权以恰当的方法对抗不义的侵略者，保护其存在与自由。除了以武力合法自卫外，由具有权威的第叁者或国际组织仲裁，进行交谈和斡旋，常常是解决冲突的更好方法。事实上，经验证明，战争总会引起更多战争。

　　 为此，教廷竭尽全力希望达成有效的限武，这比基於彼此恐惧而害怕冲突更为理想。为表示道义上支持这个方向，没有武器装备的教廷毫不犹疑的签署了一九七一年的限制核能武器条约、一九九叁年反对生产、研发、使用化学武器协议及一九九七年禁止和销毁地雷的公约。这一切都为达成真实的和平及全面的裁军限武。

　　 教廷坚信，武器能带来的痛苦与破坏极之危险，长远看来，原本想以武器消灭的邪恶会更倡狂。总之，我们不可忘记，武器竞赛不但无法消除战争的起因，反而加剧战争的危机。不断研发新武器的钜款阻碍了为穷人提供援助，延缓了民族的发展。武器竞赛增加了冲突的理由，也增加延续冲突的危险。（参阅《天主教教理》，第2315条）

　　 叁．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和平要建立在能确保正义的法律上。

　　 教廷深信每个国家有义务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及其自愿遵守的条约，若无法律，不仅没有秩序，也没有自由与和平。

　　 在二零零叁年伊拉克危机期间，教廷不赞同以进攻为目的而提出的「防 性战争」原则，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制订的当和平遭到威胁或国家受到攻击时应遵循的原则。

　　 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为人类司法遗产制订了一系列当守的权利与义务。国际社会在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後，已经得到了一个?细糜遗及有系统的司法主体，假如过去这几年世界采用这「该遵守所约定」的原则，就会避免了许多流血及国际间的危机。

　　 教廷一向重视及尊重国际法，并常常积极参与制订及修订多项国际条约，这一点使我想到人道干预的责任问题。在一九九二年波斯尼亚遭到蹂躏的戏剧性事件里，教宗与他的幕僚全力催生人道干预的权利与义务原则：当某民族因无力自我防御而被不正义侵略时，其他国际社会成员无权袖手旁观。这正是善心撒玛黎雅人比喻的现代版。

　　 我很荣幸能於一九九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外交部长会议时，提出教廷这个立场。当时我发言说：「假如为了帮助最弱小者…那些无法以自行抵御不公平的侵略者，便应判断必须使用武力，教廷认为因此使用的武力必须 限於防御及劝阻（而非战争），并且在作任何决策前必须权衡不可避免的冒险与使用武力的目的。」

　　 教廷对法律的尊重可由它一直支持联合国组织看到。这使我想起教宗比约十二世、若望二十叁世、保禄六世，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当他在一九九五年最後一次前往联合国参加其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时，表示联合国为「促进国际生活的和谐与合作的伟大工具」。各位或许知道，去年七月一日联合国决议，明确表示并认定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教廷所选择的永久观察员的地位与特权。这使教廷角色独立，不涉入国际的争端，好能发挥其道德权威，这也有助联合国扮演好它的角色。因此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期望联合国「应愈来愈超越其冷峻的行政机关形象，成为全世界都信任的道德中心及万国之家…这家庭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相互信赖、支持、尊重的团体。在一个真正的家庭里，强者不控制弱者，相反，弱者应得到更多的照顾与服务。」（第14号）。到了今天，这些话仍具有意义。

　　 唯有每人时时处处确实遵守法律，才能防止弱小者成为心怀恶意或武力霸强的牺牲品。教廷将不断尽力确保法律的力量胜过武力。

　　 一九九七年初，若望保禄二世接见驻教廷使节团时说：「法律的功能是给予每人应得的，给予他在公平原则下所应有的。因此法律具有强力的道德意义…长久以来，国际法都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律，我相信它愈来愈要成为正义与团结意义的和平法律。在这意义下，道德必须启示法律，甚至是用来准备制订法律，显示什麽是正确及良好。」（第4号）

　　 或许现在你想知道教廷如何将这多重内容的资讯传达给国际团体及国际领导人？

　　 教廷藉公开的书面或口头呼吁或教宗的演讲、训导、使徒性的访问及每天接见信众，传达这些信念。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教廷透过双边及多边的外交，能每天与国际事务主要人物接触。

　　 诚如各位所知，罗马天主教是唯一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宗教团体，原因是它是中央、普世及超越国家性的组织；这组织的首领──罗马主教从当选的那一刻起，便享有国际性的法人特权；历史上已把教宗之驻地视为国际的中心，特别是我们所称的西方基督徒世界的中心。

　　 从第四及第五世纪的大公会议开始，由教宗所派驻外的使节便是教宗的代表；教廷合法的主权通过历史的严厉考验，得以延续下来。即使今天，归功於它所参与的双边及多边外交，它仍在国际间十分活跃。

　　 目前，教廷与一百七十四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最近建交的国家是卡塔尔），此外还要加上与欧盟及马尔他的关系。教廷与俄罗斯联邦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有官方关系。此外，教廷参与主要国际机构及政府组织，包括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享有永久观察员的身分。教廷也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并享有欧洲议会特使的身分。

　　 教廷保护人的身、心、灵，赞成抵制复制人的研究、争取超越仪式自由的宗教自由、鼓励普世手足般的合作、促进宗教交谈、谴责中东尚未解决的问题、激励建立一个「有两把声音」的欧洲，不仅要维护天主教徒及所有基督徒的利益，也要保护那些想使地球成为良好居所的每一个人的利益。它这样做是基於相信每个人，并深信要以平等及合乎人性的解决方法建立万国家庭及普世共同的利益。

　　 那麽如何回答我在开始演讲时所提出的问题，「教廷是政治势力吗？」我的答案是，教廷远超过政治强权，它是旅途上的伴侣，陪伴人类走过历史的旅程，是聆听与交谈的同伴，它不取代政治领袖、国民及他们的责任，而是关心人的良知觉醒。

　　 它是一位提醒每个人确实有万国家庭存在的同伴，诚如所有家庭一样，各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在家庭中，不会有强者当道的现象。

　　 面对现今仇恨纷乱的局势，如恐怖主义、未解决的冲突、身份认同危机、社会、经济及文化不平等，教廷不断尽力使全球人民及天主教信徒在各地促进正义、团结、友爱及和平。这是在人类历史的冲突中，宣布永恒「和平的福音」的一种方法，「以和平的福音作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弗6:15）如此，终有一天，那些掌握「权势」的人能了解我的同胞、着名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所说的那句令人钦佩并有启发性的名言：「权力的本质是去保护」。

　　 没有比这名言更能为以上的反省做结论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