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巳看得出，所謂「社會問題」顯然大都具有國際性；所涉及的範圍也不再是國家，而是整個人類大家庭。當然，貧窮和不義影響著某些個別的國家和社會團體，但是，今天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全人類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和他們對各民族的發展所承擔的共同責任。從這一角度來看，教宗保祿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兩部有關「發展」的通諭值得特別注意。

　　1967年，教宗保祿六世公佈了《民族發展》通諭，內容涉及當時世界的新形勢，在那種形勢之下，經濟問題已成為世界性的。通諭指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足以能決發展問題，因為發展不但是一個數量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素質問題。整合的發展不僅僅意味著經濟進步也關係到個人在其文化和精神層次上的成長。它涵蓋了一切的進步。世界上所以有這麼多的民族處在不公正的困境中，是因為某些有可能而且也應該協助解決問題的國家缺乏道德意識。該通諭還論及如何通過國際援助和合作，開闢各種途徑，以敦促世界團結，促進「每個人和所有人的全面發展」。教宗保祿六世這部通諭還有一句特別引起公眾注意的精闢的話，那就是：「發展是和平的新名稱」。

　　繼教宗保祿六世的《民族發展》通諭之後的二十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1987年）中，再次強烈肯定了人類在發展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重要性。他還反複強調了發展的國際性。他說：「今天，教會的社會訓導必須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朝國際觀點而開放。」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發展的任務越發變得重大而緊迫。事實上，今天的貧國狀況更加嚴重了，而且遍及更多地區。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變得更加駭人聽聞。已有幾百萬人生活在沒有希望之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些場合中用「生活沒有希望」一詞來描述極度貧窮的人生悲劇。因此，我們必須對壓迫我們如此眾多兄弟、姐妹的貧窮類型重新進行一番道德上的評價。物質的貧窮或必需品的匱乏，使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了非人的程度。然而，還有一種貧窮是由於肆意踐踏社會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基本權利而造成的。這是一種極度嚴重的貧困；實際上，較之物質貧窮來說，它會給人帶來更多的痛苦。由此可見，發展的任務不僅僅涉及第三世界國家，而且也涉及所有遭受身體、文化和精神壓迫的男女所處的國家。每一個民族的主權和文化特徵都包括在人類進步的基本目標中。要把對窮人的優先選擇和愛，特別放在第三世界一邊，但是，我們絕不可忽視富有國家中仍有一大批遭受經濟和文化剝削，不受尊重的國民。「發展」關係著世界上所有的窮人。
今天，各種形式的貧窮之所以益形惡化，係因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壁壘所造所的緊張，使每個人都備感壓迫。這種壁壘還形成了一個分割世界的龐大機器；使大量的資源耗用於軍事或「防禦」計劃中，結果反而剝奪了人類家庭全面發展所需的資源。

低度開發的道德根源

　　根據對今日世界上各種低度開發現象所作的現實分析，我們看得出當前這個時代的種種貧窮都有其政治根源，以及由許多人作惡或輕忽所造成的罪孽。這位教宗說到了「罪惡的結構」。他號召我們進行一次集體懺悔。面對當前普遍貧窮和低度開發的情形，每個人都應認真檢討自身的道德行為。我們可以把發展所提出的挑戰，看作是號召「團結互助」。這是唯一有力的現實，因為，它能以個人真實生命為基礎，重新確定真進步的含義。團結互助是發展的關鍵詞。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強調了它的重要性，即：「團結無疑是基督徒的美德」，「和平是團結互助的果實」。如果我們把追求經濟目標或物質財富的積累視作唯一目標，那麼，我們就違背了發展的真正使命。

　　基督徒確信：福音的真光終能改革當前盛行的文化，這些文化肆意阻撓發展政策的實施，並威脅世界人類的前途。我們必須拋棄那種消費主義的文化，各種壓迫人的意識形態，以及一面對普遍存在的痛苦和貧窮，即心灰意冷的消極態度。我們要建立團結互助的文化來取代那些腐敗的文化，確實履行服務於人類大家庭的義務。凡是為了和平與正義而努力的人，必將看到希望的曙光。貧困大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希望。基督的福音，能為全人類帶來希望的文化。這文化則是人類得以從各種物質、政治和精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