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除了由羅馬教廷頒布的正式文件以外，多年來，歷代教宗更以演說、旅行和許多其它方式表示關懷。譬如1965年保祿六世和1979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聯合國，1980年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9年保祿六世和1982年若望保祿二世訪問國際勞工組織以及1988年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洲委員會。

　　再說，我們也不應該把教宗的角色與整個教會在追求正義，發展與和平方面所從事的廣泛活動隔裂開來。特別是在《新事》通諭發表之後，各國主教更加體認到他們的社會責任。今大尤其在開發中國家，許多主教為基督福音的社會內涵做出了具體的見證。世界各地的許多在俗信友，也像司鐸和男女修會成員一樣，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承擔起更加廣泛和更為積極的責任。

　　各國主教團從道德的觀點出發，越來越關注社會經濟問題了。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68年的麥德林和1979年普埃布拉的文件。這兩部文件是由全體拉丁美洲主教所議定的。在這兩部文件中，多位主教細心審查了教會在變動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探討了有關發展、文化進步、參與社會、意識形態批判，以窮人和青年為優先服務對象以及基督徒可以接受且值得參與的解放運動等問題。

　　最近幾年，法國、德國、西班牙、美國和加拿大的主教團曾發表牧函，討論了很重要的問題，例如：核戰與和平、經濟責任、新的貧窮、發展、種族隔離、難民、失業以及婦女的社會地位。其中幾部文件是經過廣泛的研究和討論而取得的成果。它們往往是一種建議，目的是在於促進某種政治計劃的成熟。有時，它們受到了輿論界的認可，被視為教會對促成一個富有成果的對話而做出的貢獻。

　　談到教會的社會思想，我們應該分清，什麼是與教會傳播基督福音的基本任務相關的社會訓導，什麼是主教就偶發事件，或針對貧窮不義和失業的具體情況及號召採取行動而發表的政策性聲明。

　　今日教會具備了更良好的條件，以面對新時代的社會問題。目前，教會得以在社會科學專家的協助下研究社會問題。教會是從多方面的角度，包括神學觀點和自然科學與自然法的觀點來討論這些問題。這樣就使不信奉天主教的人也可以接受教會的立場了。關於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頒布的教宗通諭中有幾道通諭不僅寫給主教和信徒，也寫給「一切善意人士」。今天教會可以說已經具有一個有系統的社會訓導了。這不是一個封閉的，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而是基於聖經啟示和人的理性，有其長期傳統和豐富內容，卻又始終迎向日新月異之世界的動態體系。現在，針對不同教育程度介紹教會社會訓導的書籍業已問世，大學中也開設了相關課程。事實上，教會的社會訓導觸及了現代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所提出的一切倫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