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的二十四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講話，為天主教會已往過錯向中國人民道歉，並表示與中國政府建交的意願。那篇講話立刻引起在台灣的天主教會的注意和關心。《教友生活》周刊登載了兩篇有關文章：吳終源神父的《教宗願隨利瑪竇的腳步到北京》和韓德力神父的《教宗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中國講話》。我們已在上次的《聽眾來信》節目裡介紹了吳神父的立場。今天便談談韓神父的意見吧。
韓神父的文章有一個副題，是《一位天主教教宗正式向中國說：「我請求原諒」》，但是它的內容多半是討論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依韓神父的看法，中梵關係的正常化是可能的，但是目前不會實現。為甚麼不會？他提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中國方面尚未「作好準備」。第二是「須先商定愛國會的角色」。他這樣發表他的觀點說：
「若不能達成協議，那為什麼還要實現關係正常化呢？」那麼，若不實現關係正常化，便能在委派主教的問題上達成協議嗎？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像「雞」和「雞蛋」誰先誰後那般不易解答。
此外，韓神父當然也談到向教宗中國請求原諒的事。在這事上，他的解釋似乎太狹窄了。韓神父說：
| 二○○一年十月廿四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他任期內最重要的中國講話。在中國多年來反覆譴責十九世紀的教會帝國主義之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謙恭地說：「我請求原諒」。他向中國伸出了和平的橄欖枝，並為「錯誤」道歉。這一講話很可能將被視為史上所有教宗中所發表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國講話而載入史冊。 |
接著韓神父便斬釘截鐵這樣注解說：
| 與北京某些報章所報導的恰好相反，教宗表達的歉意並未提及在二○○○年對一二○位殉道者宣聖的「錯誤」，而中國據稱曾提出這樣的要求。教宗提到「一種依仗歐洲列強勢力的『保教權』」此舉有負面的影響，並且「竟讓很多人以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教宗說：「我為這些過去的過錯和缺陷深感難過」，「為此我向那些可能因天主教徒的行為而受傷害的人請求寬恕和諒解」。就是這些話，不多不少。 |
這是善意的偏面解釋。 我曾在上次的《聽眾來信》節目裡說過，教宗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講話同他二○○○年十月一日和二日的三篇講話一樣，也無意對歷史事件作出評價，這是學者們的職責，但是教宗說：
| 教會不應該怕懼歷史的真理，雖然內心痛苦，也要為它的兒女們過失擔負責任。 |
他又說：
按字面的意義來說，這句話也包括二○○○年十月一日的"封聖"事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教宗承認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控告。教宗聲明，"封聖"褒揚殉道聖人的信仰和美德，不對他們的生活時代作出評價。在殉道聖人們的生活時代，教會中可能有人，其「行為損害了教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像」,「在有些人的心裡造成了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的印象，使他們相信天主教對中國懷有敵意」。因此，他說：
| 因為這一切，我向所有自覺，多少地，被天主教徒的這類行為所傷害的人們，請求寬恕和原諒。 |
至於"封聖"日期，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去年是二千大禧年。在那一年內，聖座每星期日的禮儀慶典，早在一兩年前已經規定，各地的朝聖團也都已籌備就緒。臨時決定的"封聖"，自然難以選定日期，一經選定更便無法改變了。
討論了中梵關係正常化和教宗向中國請求原諒之後，韓神父便以《對話是力量的表現，而非軟弱》為標題，寫下了他這篇文章的結論。我把它節錄在面下，作為這次《聽眾來信》節目的結束。
在教廷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對話線路開放的同時，我們在天主教華人團體內應該同樣這麼做，為了更廣大的中華天主教團體的益處。我們確信，甚至在愛國會這一棘手的問題上，也能夠找到一個雙方均滿意的解決辦法。因此，讓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我們希望負責此外交事務的官員們多投注一些時間與心力，找出雙方均能滿意、公平、對等的協議，而非在匆忙間促成中、梵關係的正常化。
在堅持我們的基本原則的同時，我們贊成開放，避免擾亂對話的氣氛。此刻提倡再對中華殉道者的宣聖--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不但不利於教會，反而有害。對殉道者宣聖是信友團體在教宗引導下的一種出自信仰的行動。這樣的事件需要有多年的準備工作。若是宣聖被利用成對抗的一種工具，便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若是我們讓外人利用宣聖達到政治目的，這將是對殉道者的一大侮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