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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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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國籍主教在羅馬受祝聖六十周年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庇護十一世教宗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祝聖了六位中國籍主教，他們分別是：察哈爾宣化主教趙懷義，河北蠡縣主教孫德禎，浙江台州主教胡若山，湖北蒲圻主教成和德，山西汾陽主教陳國砥，和江蘇海門主教朱升敏。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羅馬觀察家報》曾盛贊它為"世紀的飛躍"和"新紀元"，并拿它來與一九O六年一月廿五日在同一聖殿所舉行的另一次祝聖典禮相比擬。那次是教宗庇護十世祝聖十四位法國籍主教，他們是自從法國與聖座廢除協議并中斷外交關系之後，首批由教宗直接任命的在法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那比擬很有意思，因為它意味著教會的要求恢復自己的自由，并終于接受所謂"自由的教會在自由的國家中"的原則。
一. 本世紀最初十年中的中國教會
中國二十世紀的序幕，是由在北方迅速蔓延擴大的「義和拳」運動揭開的。雖然它很快就被包括日本在內和西方勢力的（八國）聯軍平息了下去，但暴動致使有五位主教、四十位神父以及一萬八千名教友遇害。然而，教會又迅速恢復起來，根据巴斯卦．德禮賢神父的數字：中國的教友人數在一九OO年為七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九O七年增至一百百人，一九一O年繼續增長到一百二十九百兩千二百八十七人，一九二O年達到一百九十九萬四千四百八十三人。到一九二一年這十數字已超過了兩百百。一九三O年天主教徒為兩百四十九五八千人，一九三二年為兩百五十六萬兩千七百四十二人。可以看到，在本世紀前十三年中教友的人救增加了兩倍，前二十三年中教友的人數增加了三倍，至一九三三年的前三十三年中教友的人數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一九OO年之前，三十年中教友的人效才增加了兩倍。
但「義和拳」運動的失敗，又重新點燃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導火線，引友了一系列的愛國運動，每個人都想以其自己的方式建筑一個新的中國：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三年的「國共聯合」，以及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戰爭。這樣，當六位主教人選正准備前往那波里之時，廣東的革命軍已到達了武漢，并正准備迸軍南京，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形勢也有所了解。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耶穌會總會長沃達米爾、萊多霍夫斯基寫信給耶穌會江南傳教團，告知他們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形成，并警告他們要隨机應變，信中寫道：
每個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後，這個巨大的國家正在經歷著一場真正的危机。人人都可看到那古老的渴望和傾向，以前所未有的暴力形式表現了出來。仇視一切外國的事物，嫉恨一切屬于其他民族的東西，渴望赶超其它先迸的國家，在他們的獨立問題上极其敏感，這促使他們想重整一切重要的來西，以排除外國的影響。強烈的民族感是中國青年最具特京的寫照，這些從本世紀初就升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傾向，現在在青年一代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了。
萊多霍夫斯基神父於是勸告江南傳教團的長上，遵循古代耶穌會傳教團的教導，即以中國人的工作來推迸中國的皈依"。囑咐他們培育一批本地神職。為著眼於將來耶穌會在亞洲的友展，應為成立獨立於歐洲教省之外中國教省作准備。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本篤十五世友表了《夫至大》通諭。其副標題為《在全世界傳播天主教的信仰》。如同《天主教的文明》所提醒人們的：如果「在全世界傳播天主教的信仰」，是這道通諭所表達的訊息，那麼在這個論點中最重要的內涵便是在傳播天主教信仰的過程中要排除一切民族主義。各族人民應因著真正的博愛精神聚集在基督內，如同一個大家庭。亦如早期基督徒所說的：「團聚在慈母教會的懷中」。
本篤十五世教宗已看到傳教士的民族主義，是阻礙本地神職的成長及晉鐸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指出存在於傳教活動中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危險之後，又繼續囑咐對本地神職的牢固培養。他寫道：
适宜地培養教育本地的神職人員實屬刻不容緩，倘欲產生預期效果，給他們的裁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傳教士的助手，卻當使他們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
對上面這段話，《天主教的文明》評論說「它是對傳教士的民族主義精神的最嚴厲的譴責」。在中國的傳教士們感到教宗的召喚，但他們也遇到了許多困窘的情況，因為存在著其他一些不能及時解決的問題，阻礙著本地神職的晉升。
二. 國籍司鐸晉升的重重困難
這些困難基本上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屬于法律的范疇，另一個屬于文化的范疇。我們來考慮第一個困難。中國的福傳事業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最初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是兩位方濟會士：若望•柏郎嘉賓和古列莫•盧伯里克，他們將東方一個被稱為"震旦"的大民族的訊息，帶回了歐洲。而在中國第一個傳教團的創始人則是另一位名叫若望•孟高維諾的方濟會士。他於一二九四年到達北京，元世祖剛去世，繼位的皇帝是成宗。若望向他呈遞教宗的書札，頗蒙優禮， 并准備在皇帝的庇護下開始福傳工作。他在一位意國商人的幫助下建了一座聖堂，又組織了一個有一百五十人的唱經班，他們所唱的額我略調聖詠頗受皇帝的賞識。到一三00四年，在北京已有六千人領洗入教，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并不是中國人。一三O七年七月廿三日，教宗克萊孟五世任命若望為北京的第一位主教及「震旦」的總主教。同日又祝聖其他六位方濟會士為主教，派往中國，他們負著祝聖若望為主教的使命，并擴展若望的權限及於全國。他們中只有三位到達了北京，并於一三O八年祝聖若望為主教。第一個時期中傳教事業所取得的成功，并沒能持久，由於蒙古的被侵和明王朝的崛起，孟高維諾在中國所建立之教會，很快就湮沒無聞了。
中國福傳事業的第二階段，是以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始的，特別是以一六O一年利瑪竇到達北京為起始點。這次的福傳事業是以葡萄牙的「旗號」展升的，就如同時代的西班牙「保教權」。這是當時傳教活動的一個特點。在「保教權」的制度下，身為天主教徒的葡萄牙國王，有責任供給傳教事業的所需，聖座則任命他賞識的人為主教作為報償。那時代，這樣的庇護人曾為在美洲、非洲和亞洲傳播基督信仰，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是，在中國其效果卻微乎其微。實際上，葡萄牙沒有能將其殖民勢力擴展到小小的澳門半島之外，因此，它并不能為在廣大的中國地域上傳播福音，提供有效的支持，以建立足夠的教區，并任命相應的主教。根据德禮賢神父的數字，在一OO八年，全中國不超過六位主教或宗座代牧。
從一八四四年，隨著中國與西方列強笠定了數項條約，形勢發生了迅猛的變化。對於新的形勢，禮德賢神父寫道：
教會被重新整理，傳教區被划分為确定的小區域，披稱為宗座代牧區，由一位傳教的主教管理。這樣划分的區域，在一八OO年有六個，一八四四年有十個，一九OO年有三十九個，一九二O年有五十二個，一九二六年有七十六個。每十區都由一千大修會來管理。一人四九年，在中國有五十修會，一九OO年有十個，一九二六年有廿一個。自一八七O年起，外籍傳教士的人數的增長了六倍，在一八七O年為二百三十人，到一九二六年為一千八百七十四人，來自十五十不同的國家。如此展示了教會大公性的特征。
這裡所說的「展示教會大公性的特徵」，正危險地步入西方列強聲稱的「門戶開放」政策下的境況。雖然中國政府被強迫接受了這政策，中國人民卻始終不贊成，因為這是破壞了他們領土的完整。
除了上述屬于法律范疇的困難之外，還存在著屬于文化范疇的困難，它阻礙著中國神職人員的培養和晉鐸。首先，中國社會傳統上是儒家社會。在儒家社會中，宗教的地位是卑微的。利瑪竇對此曾有過親身的体驗。因此，他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來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學，以獲得中國人及士大夫們的接納。他的後繼人也效法他的榜樣，他們也曾嘗試將教會的一本彌撒經典譯成中文，他們還將圣經、日課、禮儀書以及聖多瑪斯所著的"神學概要"的第一和第三章翻譯成了中文，此外還有一些"倫理神學"摘要。他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培養一位不懂拉丁文的二等教士，而是為了在當地的文化中，培養一位博學的教士，以應付中國這十多元化傳統社會的需要。
這種局面在本世紀初發生了巨大的改交，多次的失敗教育了中國要尊重西方科學上的优勢。傳教士們沒經過什麼磨難，便突然得到了优越的地位，現在他們雖不懂當地的語言，也能自由地在中國的上層社會中活動。他們皮膚的顏色和濃密的胡須，代替了初期耶穌會士們為學習中文所要經受的辛勞。而中國的教士們，不管是教區的或是修會的，卻處境欠佳，他們中的一些人精通拉丁文，其他一些人也獲得他們神長的器重，但在他們同胞的眼中，他們只是二等教士，缺乏使人服從的必要權威，沒有在教會內擔任重要職位的資格。假如沒有來自聖座的直接干預，一九二六年就不可能有六位中國人，披晉升為主教。然而，這不能說是西方傳教士的過錯。
三. 祝聖六位中國籍主教的意義
聖座已經決定促進中國本地神職事業。早在一九一九年，即《夫至大》通諭剛剛發表之後，蓋布利昂蒙席就受託走訪中國所有的傳教。他的首要任務便是幫助建立地區修道院，以改善中國司鐸的培育，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
聖座採取的另一個措施，就是在中國成立一個宗座代表團。這是件棘手的事情。以下便是德禮賢神父對這段複雜歷史的概述：
梵蒂岡曾不只一次地希望與中國政府建立直接的關係，但每次具體建議的進展，都被一些既不是來自羅馬，也不是來自北京的政治干預所阻礙，在教宗良十三世時是如此，在本篤十五世教宗時也是如此。在一九一八年，駐北京的教廷使節和駐羅馬的北京大使的任命，已經被半官方化地公開了，但在最後一刻，三分之一勢力的抗議佔了上風，結果協議被取消了。然後，在本篤十五世教宗去世後，梵蒂岡仍然堅持派遣宗座代表團，為避免政治勢力的阻撓，便決定以宗座代表的名義而非大使的名義，派遣剛沍毅主教到中國。剛主教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達中國，從那時起，他便努力在中國人的中國建設教會。
一九二五年是聖年，其間在羅馬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傳教展覽，在這取得巨大成功的展覽之後，教宗比約十一世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護佈了《教會事務》通諭，通諭中以朝氣蓬勃的詞句重新確認了，他的前任教宗本篤十五世，曾囑咐過的教會古老的慣例，他指出：「從古代基督信仰的文學遺稿可以看出，由宗徒為每一個信友團體所任命的領導人，并不是來白外部，而是從他們生長的國家中揀選的。」 這是教會初期的慣例，因此教宗命令將修道院，向本地人開放，不應視本地神父為傳教士的簡單助手。教宗總結道：「如果指示得以實施，將來將不會缺乏能夠管理堂區、教區的本地神職，而這將是天主所悅樂的。」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這位教宗欣喜地在聖伯多祿大殿中莊嚴地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卡里斯都斯德雷很好地總結了這一值得紀念的事件的重大意義，他在評論教宗給全國中國人民的訊息時寫道：
教宗比約十一世，通過在中國的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發給中國人民的訊息，大家覺得十分滿意。從此以後，誰也不會再懷疑教宗的立場，知道他不但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并且更同情和關懷中國。他說，他為中國祈禱，求天主賞賜中國基於仁愛與正義的持久的和平。他說，他祝望這個國家的權利與期望，受到各國的完全承認和尊重。他的話在無數在世界各地為人類服務的善心人的心中引起了回應。教宗對中國所表示的祝願，自有其實際的意義。因為教宗享有精神和道德上影響力，有助于一個國家的和平、進步、強盛的理想的實現。他不但可促進人遵守法律、服從權威，更可引導人履行道德。為國家的安定，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別在今天，經過了多年的社會動蕩，道德價值降低到消失的地步了，這樣的支援尤其難能可貴，不宜輕易錯過。
如前所述，存在著阻礙中國神職的培育和晉升的實際困難，教宗比約十一世以在羅馬祝聖六位中國籍主教的行動，不僅顯示了他對中國人民正當渴望的尊重，而且對克服上述的困難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教宗在梵蒂岡親自祝聖六位中國主教也是向陰謀與干涉的一個挑戰，它明確地呼籲聖座，在天主教會的管理上的自由。六位主教的人選，顯示了教宗評價外族文化的能力，并已預示了後由梵二大公會議所確認和批准的：「在信仰和博愛的合一中，教會允許文化的多元化」這一論點的開端。因此，這位教宗被稱為是"傳教之教宗"，并不是偶然的。
從在羅馬祝聖六位中國革教至今己經六年了。回顧歷史，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個大膽的先見之舉。早在一九二六年，當中國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教宗就已在呼籲教會的宗教自由的同時，祝望了中國民族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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