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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的使徒」 

  四、 他們樹立了天主的教會

12. 可是我特別願意強調,斯拉夫人使徒啟祿和默道所採用的方法的特色是和平的方法,以此方法他們建立了教會,他們看教會是一個、聖的、普世性的,並依此觀點去做。

即使斯拉夫教友比其他人都更把二聖看作是「斯拉夫心腸」的人,但是二人還是希臘文化的人並受拜占庭的薰陶。換言之,他們完全屬於天主教東方的民間的和教會的傳統。

在他們那個時代,在君士坦丁堡和羅馬之間已開始出現某些分歧,以此作為分離的藉口,雖然同一個基督宗教世界的雙方的悲慘分裂尚很遙遠。斯拉夫人的福音傳佈者和導師啟程到大摩拉維亞,他們深受東方天主教會豐富的傳統和宗教經驗的影響,這些傳統和經驗尤其是在神學教學和聖禮儀的舉行方面更為顯著。

在拜占庭帝國境內的所有教會中,早就用希臘語舉行聖禮。不過東方有幾個國家教會傳統,如喬治亞和敘利亞,在禮儀中應用他們人民的語言,這是君士坦丁上級文化界所共知的。公斯當定哲學士也知道這些,由於他的研究和他與這些教會的教友們的多次接觸,無論是在城裡或是在他的旅程中。

二聖弟兄都意識到這些傳統的古老和正當,因而他們不怕在禮儀中用斯拉夫文,把它作為將天主的真理帶給說此語言者的有效工具。他們這樣做並無任何優越感或是權勢,而是為愛正義,以及對正在發展中的人民的使徒熱忱。

西方天主教會,在這些新民族移民後,曾將新來的民族與已存在而說拉丁語的人民合併起來,並且為了使他們合一,要大家應用羅馬教會傳來的拉丁語、禮儀和文化。這樣所達成的劃一,相對地給予年青而迅速發展的社會,一種力量和凝合力,有助於他們之間的團結以及在歐洲更有力的肯定。可以了解的是在這種情況下 意見的不同往往被視為是對尚不完整的團結是一種威脅。我人也可以了解想消除這些不同點,甚至想用壓力予以消除的誘惑也很強。

13. 在這一點上二聖弟兄所作是不尋常而出奇的,他們在如此複雜而又不安定的情況下工作,沒有把無可否認的希臘語文和拜占庭文化的卓越,或他們所成長的並且較比親切的進步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習慣,硬加在他們宣講的人民身上。由於他們要在基督內結合新信友的理想,他們把拜占庭禮儀富裕而又精細的經文,採用斯拉夫文,並將精細週到的希臘羅馬法,適應新民族的理念和習俗。根據此種和協的計劃,啟祿和默道並未忽略他們的使命責任。他們指出了傳統特權和大公會議條文所制定的教會權益。雖然他們是東方帝國臣民,以信徒說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的屬下,他們感到有義務將他們的傳教工作,向羅馬教宗作報告。他們也把他們所宣告的和教授的教義,他們以斯拉夫語所寫的禮儀書籍,以及他們向這些人民宣佈福音的方法,呈教宗審查為能得到他的批准。

他們既然奉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命令執行任務,他們多少也設法與教會合一有形的中心-羅馬宗座的交往,以肯定他們的使命(21)。如此,他們建立了一個含普世性的至一、至聖、至公並從宗徒傳下的教會。這在他們整個的做法上可以明白地看出。可以說耶穌大司祭的祈禱-使眾人合而為一(22)-是他們傳教工作的座右銘,這符合聖詠作者所說:「萬國啊!請讚美上主,萬民哪!請歌頌上主。」(23)為我們今天來說,他們的使徒工作也有大公主義的號召:邀請以和好的方式,重振啟祿與默道以後嚴重損害了的合一,最先是東方與西方教會的合一。

來自撒洛尼加的二位聖人弟兄的深信,每一個地方教會要用它本身的資源來豐富天主教會的「圓滿」,是與福音的思想完全符合,就是個別的基督教會的不同的生活條件,絕不可作為在表白唯一信仰和實踐愛德中,不和諧、意見不合和分裂的理由。

14. 我們知道,根據梵二大公會議的訓誨,「『大公運動』是指適應教會各種需要與時代的要求,為推動基督徒的合一而發起和組織的各種活動與措施」。(24)這樣看來,把聖啟祿和聖默道看作大公主義的真正先驅,並不為過。因為他們曾願意,在屬於同一個教會的個別團體之間,有效地消除或減少實在的或僅是外表的任何分裂。不幸在教會歷史過程中所發生而可惜尚存的分裂,「不但明顯的違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並且使向萬民傳報福音的神聖事業遭受損害」。(25)

這二位聖人,尤其是默道由於他的主教職,對保持教會之間信仰的和愛的合一所顯示的熱誠,曾經有也一直會有極大的功勞。就是對君士坦丁教會與羅馬教會之間 以及斯拉夫土地上所建立的教會之間的合一所作的努力。當我們注意到他們的任務是在公元八六三至八八五年之間達成的時候,他們的功績更是偉大。因為那幾年正是東方與西方教會之間出現並開始發生愈來愈嚴重的致命不和及劇烈的爭論。這種分裂由於剛剛正式接受基督宗教的保加利亞,依法屬於何處的問題而更趨嚴重。

在此暴風時期,又因當時附近基督徒人民間的武裝衝突,兩位來自撒洛尼加的聖人,對完全合一的教會的正確教義和傳統,保持堅決而警惕的忠誠,尤其是對「天主的訓誨」和「教會的訓誨」(26),根據古代大公會議的條文,教會的架構以及組織就是建立在上述的訓誨上。這種忠誠使他們能達成偉大的傳教任務,並與羅馬教會、君士坦丁堡教會及他們在斯拉夫民族中所建立的新教會,保持完全的屬靈的和法定的合一。

15. 尤其是默道,他寧可面對誤解、衝突甚至中傷和身受迫害,卻不願喪失他忠於教會的榜樣,並為了忠於他基督徒的和主教的責任,以及他面對與啟廉被遣作傳教士的拜占庭教會的義務。同時,他對羅馬教會的義務,因為他是在「聖伯鐸的地區」擔任總主教職(27);另外他對在斯拉夫人的地方成長的教會義務,他將此土地視為自己的本土,並在教會及政府前成功地保護它-深信其合法權益-特別維護古斯拉夫語的禮儀,以及在各國的教會所本有的基本的教會權利。

他像哲學士公斯當定一樣,對反對他的思想或牧靈創舉以及懷疑他們合法與否的人常交談。這樣他為任何時代設法消除歧見的人常是導師,一方面尊重教會多采多姿的圓滿,同時依照其創始人耶穌基督的意願,教會常該是至一的、至聖的、至公而由宗徒傳下的。此任務完全反映在第二屆君士坦丁大公會議一五○位教長的信經中,那是所有基督徒不變的信仰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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