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上一世紀的末期，教會發現其本身正面臨一項歷史的進程。此項過程雖然早已開展了一段時期，不過卻在那個末期以前，達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而這項過程的決定性因素，乃是發生於各種領域中的一系列急劇變化：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科技方面的，更不用說形形色色暢行當時的意識形態。在政治方面，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結果，便是一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新觀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權威本身的一種新瞭解。傳統的社會正在消逝，並且逐漸為新的社會所取代。後者帶來新自由之希望;不過，由於新形式的奴役與不公道而產生的威脅，也接踵而至。

至於經濟方面，由於科學的發明及其實際應用，消費品的生產結構，不斷地以新姿態出現。資本，這項新形式的財產，於焉誕生。伴之而來的，則是新形式的勞動-以勞力換取工資;其特點在於高產率，忽略對性別、年齡或家庭狀況應行的考慮，並且既著眼於利潤的累積，便由效率主宰一切。

準此，勞力成了市場上自由買賣的商品。其價格則由供求之律來決定，而無視於個人生活和瞻養家庭最基本的需要。此外，工人甚至無從把握能否出．售[他自己的商品]，而時時面臨失業的威脅。在當時毫無社會保障的情形下，失業便無異於餓死一途。

上述變遷的結果，形成一個社會，[分裂成兩個階級，其中隔著一道鴻溝]（6）。
這種景況，和前述在政治範疇內所發生的顯著變化，息息相關。原來，按照當時盛行的政治理論，人們所追尋的是以適當的立法-換言之，刻意排除一切干預-來推動全盤的經濟自由。就在這時，另一套關乎財產和經濟生活的觀念，正在孕育成形，並以其有組織且往往以暴力的形式出現。後者隱然指向一個全新的政治和社會架構。

當此一衝突達於頂峰，人們開始充分明白多處地區，社會實況嚴重不公，也瞭解到由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而煽動的革命，是何等地危險時，教宗良十三世遂出面干預，頒佈了一道通諭，以系統的方式來討論[工人的情況]。該文件之前，已經有若干致力於政治方面的教導，其後亦有其他文獻陸續出現（7）。在此務必一提的是以[自由]一字為首的那道通諭。該文件提醒人們注意自由和真理之間的必要聯繫;並進一步指出：與真理脫節的自由不免淪於恣意妄為，而終將為極敗壞的慾念所制，甚至落到自我毀滅的地步。歸根究底，[新事]想要針對的種種罪惡之源，到底是什麼呢?這不就是那種出現於政治和社會行為方面，與關乎人的真理相隔絕的那種自由嗎?

教宗良十三世也從下列話事申獲得啟迪：他前任的訓導，來自主教們的許多文件，在俗信友們所從事的科學研究，天主教內各種運動和社團的工作結晶，以及教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在社會方面所獲得的實際成果。

5　　當時教宗所留心的[新事物]，絕非什麼積極可取的東西。通諭首段，以強烈 的語調來描述該文告因以得名的[新事物]：[革命性的變革，其精神長久以來，給 世界各國帶來騷擾不安，影響所及，不僅越過政治的藩籬，而且進一步漫延到實際生活的經濟領域，這點實不足為奇。因為舉凡工業的進步，新式交易的發展，改變中的雇主與工人的關係，少數人擁有鉅大財富、而多數人都貧困不堪，工人們愈來愈能依賴自己、而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也日益緊密，至於倫理道德也有顯著下降的趨勢，以上這些因素都成了目前所發生的衝突的導因（8）。

其時擺在教宗和教會，乃至俗世團體面前的，是一個被衝突破壞得殘缺不全的社會。由於無王無法，這項衝突越發變得殘酷而不人道。一如通諭所言，此項衝突乃是介乎資本和勞力的衝突，換言之，就是工人間題。其中雙方彼此針鋒相對。而教宗毫不疇曙，率直發表言論，他所針對的，正是上述衝突。

此處我們找到了通諭為我們的時代，所提供的第一項反思。原來在衝突中，人與人相爭，有如[豺狼]，爭執雙方屬於兩個極端：一方力求身體上的溫飽，另一方則富足有餘。面臨這樣的衝突對立，教宗毫不猶豫地加以干預。其行動出自[宗座的身分與職責]（9），換言之，是基於那來自耶穌基督本人的使命，要他去[餵養祂的羔羊並牧放祂的羊群](參若廿一15-17)，以替天上的國在地上[實施束縛和釋放](參瑪十六19)。教宗無疑地是以恢復和平為其旨意。因而今日的讀者不能不留意到，他對階級鬥爭作過嚴厲的譴責，其言詞毫不含糊（10）。然而教宗也十分明白，和平是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他在通諭中申明：就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景況而言，若想獲得公義，當有些什麼基本條件。這點確實是該通諭的要點（11）。

因此，教宗良十三世，步武其前任教宗們的芳蹤，給教會塑造了一項不朽的典範。事實上，針對種種人類特定的景況，不論就個體或團體、國家或國際而言，教會皆有值得一聽的言論發表。她給各種情況制定真實無偽的教理，渾然自成一體。教會據此而針對社會實況進行分析、判斷，同時給有關的問題指出一個方向，以謀求公正的解決之道。

在教宗良十三世的時代，上述有關教會權利和義務的那種觀念，還非人人所能接受。事實的真象是，當時盛行一種雙重的處世待人之道：其一，導向現世和現世的生命，就此而言，信仰當置身度外；其二，導向純屬另一世界的救贖，對於人世的一切，既無啟迪的作用，也無引導之功能。反之，教宗良十三世頒佈[新事]通諭的作法，卻給教會在多變的公眾生活領域裡，贏得了一份[公民的地位]。這種地位日後更為鞏固。實則教導和廣揚教會的社會教理，屬於教會福傳使命的範圍，是基督信仰訊息重要的一環。此因該項要理給人指出了信仰訊息在社會生活中，所能帶來的直接後果，並且也使人明白，日常生活中為了正義所作的奮鬥與操勞，也能在為救主基督作見證的脈絡裡去加以瞭解。在社會和經濟生活領域裡，衝突無可避免，為應付這類的衝突，教會的社會教理照樣是和平與合一的源泉。就此而論，人類與生俱來的人性尊嚴，無論敵我，都有可能在因應上述新情況中，避免受到貶損，同時為那些情況找到公正的解決之道。

今日，事隔百年，上述作法依然有效。讓我有機會對基督徒的社會教理，作進一步的推展。我曾多次強調的[新的福傳]，為現代世界所急需，其精髓應當包括宣揚教會的社會教理。今日，正當不同的意識形態日益為人們所揚棄之際，教會的社會教理，一如在教宗良十三世的時代，仍然能夠提供正確的指向，以應對當前巨大的挑戰。正如往昔，我們今日依然需要一再反覆強調的是：捨福音之外，[社會問題]便無真正的解決之道;猶有進者，對所謂[新事物]，我們惟有在福音中才能尋得其脈絡，從而給予正確的理解，並且在適當的倫理觀點下，加以判斷。

６　　資本和勞力兩者之間既起爭端，教宗良十三世起而肯定工人的基本權利，給紛爭帶來一線光明。的確工人的尊嚴和工作的尊嚴，是瞭解「新事」通諭之鑰。文件給工作的尊嚴所下的定義是：[為獲取各種生活目的之所需而努力，而這些目的之中，首推自我保存。]（12）教宗同時這樣形容工作：[是個人的事，既然所消耗的能量來自付出能量者本人，因而是勞動者本人獨有的財產，且應歸屬於他，作為其利益。]（13）如此一來，工作便成了人生份內的事；可以這麼說，人藉著工作來表達並完成自已。工作同時具有[社會]幅度，這是由於工作不僅與家庭、而且和大眾福利息息相關，因為[人可以真實不欺地說：惟有靠工人的勞動，國家方得以致富。]（14）上述這些題目，已在本人的[工作]通諭中，有所討論和發揮（15）。

[新事]通諭所標榜的另一重要原則，是[私有財產]權，此點無庸置疑（16）。這 個主題的重要性，由其在通諭中所佔的篇幅，可見一斑。教宗相當明白，私有財產並非絕對的價值，同時也明確提出必要的．原則，予以補充，如[世間財物的普遍目的]便是一例（17）。

從另一方面來說，良十三世所考慮到的私有財產，其形式主要的是土地擁有權， 這點確實如此（18）。不過，無論私有權的具體形式為何，那些保障私有財產權的理由，或者認定為了個人及家庭發展上的需要，而有物質擁有權的理由，今日依然有效。這點值得我們再度予以肯定，因為在目前的景況下，我們見到昔日生產工具為集體所有權所支配的體系，已經有所轉變;同時貧困(或者更確切地說，私產權受阻)的事例，在世界多處地方日益增加，甚至在以肯定私產權為主的體制中，亦復如此。由於這些變化以及持續的貧困現象，我們必須針對問題作更深一層的分析，下文將有所發揮。

7　　此外，其他一些與私產權息息相關的人類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權利，也在教宗良十三世的通諭中獲得確認。其中，由其所佔的篇幅及重要性而言，最為凸顯的是：集會結社的[自然人權]。這最重要的是指雇主與工人聯合，或由工人單方成立職業協會的權利（19）。教會不僅認可，而且保衛人們組織一般所謂的工會，其理由即在此。教會之所以這樣做，顯然不是因為在意識形態方面懷有什麼成見，也不是因為受制於階級觀念。其真正的理由在於集會結社之權，乃人類天生的權利，是先於人們加入政治社會之舉的。事實確是如此：組織工會是[國家所不能禁止的]，此因[國家有責任保護，而非破壞自然權利;一旦國家禁止其人民自由集會結社，即與其立國之本相違背]（20）。

我們必須強調，教宗明顯地宣告上述這個權利是工人(他使用[工人階級]一詞) 的權利。連同此項權利，[新事]通諭也以同樣清晰的方式，確認工人應有以下這些權利：[限制工作時間]，合法的休息，以及婦女與兒童在工作種類和時數上應當別有待遇（21）。

原來，關於雇工的情況，歷史給我們所揭示的真象是這樣的：在工時和工作場所的衛生狀況方面，甚至有關學徒們的年齡和性別，皆毫無保障可言。這些是當時所允許的作法，至少並沒有法律來加以禁止。如果我們把這種情形置諸眼前，便不能不珍視教宗所發表的嚴厲聲明：[以過量的勞動來折磨人，令其身心窒息，疲憊不堪，不僅不合乎公義，也不人道。]針對用以維護上述[勞工關係]的[合約]，教宗更為精確地肯定：[在所有雇主與工人之間的合同中，不論其為明文規定或是雙方默契]，皆應容許工人有適當的休息，並且此項休息應當與[其體力消耗]成比例。然後教宗結論道：[任何不含此意的合同，都不是公正的]（22）。

８　　教宗隨即增添另外一項權利，認為這是工人做為一個人當有的權利。那就是工人有權取得[合理的工資]。工人的工資不應[ 任憑雙方同意來決定，以致於讓人看起來，雇主方面只要付清了彼此同意的工資，除此以外再無其他義務了（23）。]其時有一種說法，主張一個國家，除了確保雙方履行明文同意的事以外，並無權干預合同的條件。這種勞資關係的觀念，純粹出於實用的觀點，並受到十足的個人主義的影響。[新事]通諭對此有過嚴厲的譴責，認為與工作的雙重性質背道而馳：工作不僅是個人的，且是必需的現實。原來，就工作做為[個人的事]而言，它隸屬個人自由運用其才能與精力的範疇，而就其做為[必需的事]而言，它受每人皆能確實[保存生命]的嚴重義務所管治。教宗因而結論道:[每個人都有權利取得生命之所需，這是順理成章之事。論及貧窮人家：除了靠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外，別無他途（24）。]

工人的工資應足以讓他養家餬口。[設若一個工人由於別無選擇，或畏懼更糟的後果，且雇主或包商又不肯提供較佳的待遇，而接受了較為惡劣的條件，這樣他便淪為壓力和不公的受害者（25）。]

但願我們今日無需再說這麼嚴厲的話語。原來這些言詞是出於所謂[資本主義猶如脫韁之馬]急速往前奔跑的時代。不幸的是，即便是今日的雇傭合同，其中仍不乏罔視最起碼之公道者，無論在婦女與兒童的雇用，工作場所的衛生條件，以及合理的工資各方面皆是如此。儘管國際宣言與公約（26）以及國家內部的法律，對此皆有所宣告與規範，但是事實並不為之改觀。教宗把為工人提供適當的福利這件事，視為[公家當局][必得負起的責任]，否則便是侵犯了公道;而事實上，教宗毫不躊躇地提及[分配上的正義]（27）。

9　　此外，教宗良十三世又提出另一項有關工人階級情況的權利。因其事關緊要， 所以我也希望在此一提。這就是：個人自由履行其宗教職責之權。按照時下一般的見解，這類問題純係個人私生活範圍的事，這種情形即使在當時也是如此。儘管這樣，教宗良十三世也還想要把這方面的權利，與工人的其他權利和義務相提並論。他確認人在星期天有休息的需要，這樣才能思念天上的事物，並能崇拜大能的天主，這本是人們應做的事（28）。任何人皆不得剝奪這項來自上天誡命的人權。於此教宗有言：[無人能侵犯這連天主也極其敬重的人性尊嚴而逃避懲罰。]準此，國家必須保證工人能享用這份自由（29）。

有人看出該項清晰的聲明中，有一跳板，藉此一躍而成宗教自由之原則。後者成了日後許多莊嚴的國際宣言與公約中所標示的主題（30），也見諸於梵二著名的宣言，以及我反覆所作的教導（31）。試問在這方面，工業社會現存的法規和作法，是否能有效地保證人們今日真能享用星期天休假的這項基本權利。

10　　另外，國家與其人民關係的觀念，也是重要的一環，在許多方面，可以應用到我們今日的處境。[新事]通諭對兩個政治、經濟體系有所批判：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通諭的首段重新認可私有財產權，這段是用來針對社會主義的。通諭並沒有劃出特別的一段來專題討論自由主義。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在處理國家職責之處提出的（32）。國家不可劃地自限，[對一部分人民優寵有加]，也不可[忽略另外一部分人民]。前者指富裕而發達的人們，後者則明明是社會的大多數。不然便違反了人人應領受其所應有的公道。[當問題涉及維護個人權利時，那些窮人和無以自保的人們，理應獲得特殊的考慮。富人階級能多方照顧自己，比較不需要國家幫助。反之，大批的窮人則無資源可為後盾，因而主要必需依靠國家所提供的幫助。所以靠工資過活，其中絕大多數屬於上述後一階層的人，應獲得政府的特別保護與照顧才是（33）。]

以上片段，之於今時今日，猶為中肯之言。尤以面臨世上各種新形式的貧窮時為然。此所以然，也是因為其中的主張，並非基於一種特定的國家觀念或某種特定的政治理論。良十三世所重申的，乃是健全政治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這項原則就是：在一個社會裡，那些越是不能自保的個人，越是需要他人的照顧和關懷，尤其是來自政府當局的干預。

如此，我們今日所謂的團結原則，顯然被當做基督徒之社會與政治組織觀中的基礎原則之一。論及這項團結原則，無論其在各國內部秩序、或是國際間秩序上，所具有的效力，我在[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皆已有過討論（34）。教宗良十三世經常以[友誼]一詞來講述這個原則。而[友誼]這一觀念，早見諸於希臘哲學。教宗比約十一世則使用同樣頗具意義的[社會慈善]一詞。教宗保祿六世復將此一觀念予以擴充，以涵蓋現代社會許多方面的問題，他則提到[愛的文明]一詞（35）。

11　　在現代實況的燭照之下來重讀[新事]通諭，使我們能對教會為基督所特愛的
一群人所做的奉獻與恆常的關懷，加以珍惜。通諭的內容在在明證教會內所謂[優先選擇窮人]，有始有終。本人將此選擇定義為[基督徒愛德實踐的首要特殊方式]。
（36）因而教宗良十三世論[工人的情況]這份通諭，其所討論的，著實是窮人以及由於新穎而往往又是激烈的工業化過程，給廣大群眾所帶來的可怕情況。今日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所發生的類似過程，正給世界許多地方帶來同樣的災禍。

教宗良十三世，呼籲國家按公道來改善窮人的情況。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及時地覺察到國家有責任看顧大眾福利，並且在尊重社會上各部門的同時，有責任使每一部門，包括經濟部門在內的發展，有利於公共福利。不過，我們不當因此而認為良十三世，是期望國家來為所有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之道。恰如其反，正是因為個人、家庭和社會先於國家，況且國家之所以存在，正是為了保護而非壓制個人、家庭和社會，他才時常地堅持，不論是國家的干預或其工具性能，都應該有個限度（37）。

上述反省仍適用於今日的時代，此點吾人無可迴避。關於出自國家性質本身的限制，此一重要課題，後文將再加追論，將是有益之舉。此處我只需指出：以上所強調的幾點(誠然並未完全涵蓋通諭內所強調的各點)是由教會的社會教導一脈相承而來，並且是在有關私有財產、工作、經濟過程，國家的現實，以及至關緊要的，人本身的健全觀念之指引下，而提出來的。

下文當我們檢視現代局勢的若干方面時，將會觸及其他一些主題。從此開始，我們必需將一事牢記於心：貫穿教宗良十三世整個通諭的主要思想，(就某種意義而言，即通諭的指導原則)乃是對於一個做為人類一分子的人，及其獨特價值的正確觀點。此因[在地上，人‥‥是惟一的一種天主願他為其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物（38）。]天主將他自已的肖像銘刻在人身上，使人相似他(參：創一：26)，從而賦與人無與倫比的尊嚴，一如[新事]通諭一再力陳的。事實上，人除了由其工作所獲取的權利之外，尚有其他非與工作對應相關的權利，這些權利乃出於人之為人所必有之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