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有關[新事]的慶祝，如果缺了將該通諭引用於今日世界的景況這一環，則將顯得殘缺不全。之所以值得如此一做，是因為通諭對於時局的描繪，以及對其所作的診斷，具有驚人的正確性。這點可由通諭頒佈以來，事態的發展獲得明證。

尤以一九八九年末，與一九九O年初所發生的種種事件，更令人對以上情況有所肯定。這些事件及接踵而來的急劇轉變，僅能從事發前的種種情況去加以解釋。在相當的範圍內，這些情況不啻是教宗良十三世的預測，及其數任繼承者所留意到的日形加劇的種種跡象，具體化為事實，或在制度上的現形。教宗良十三世預見[社會主義]所提倡的社會秩序，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各層面所能導致的不良後果。其時社會主義也還不過是一種社會哲學，尚談不上什麼全面組織起來的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就是當[社會主義]尚未發展成為日後所見，強而有力並擁有龐大資源的國家之際，在教宗針對各種[工人階級問題]解決方案而提出批判時，[社會主義]竟然首當其衝，這點未免令人感到訝異。然而教宗卻正確判斷出，當時這種針對[工人階級問題]所提供的解決之道，既簡潔而又徹底，對芸芸眾生頗具吸引力，而其危險性也就在於此。當吾人念及晚近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階層，處於何等可怕的不公義的情況時，這點更為明顯。

在此有兩件事必須加以強調：第一、通諭對工人階層：包括男女兒童所虛的實況，連同其嚴酷的一面，具有相當透徹的瞭解。第二、有的方法，表面上看來是將貧富地位顛倒過來，而實際上是有害於其所欲扶助的對象，對於這套解決之道所能帶來的災禍，通諭也同樣清晰洞徹。這正是所謂治疾之方，其害尤大於其所患。良十三世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其時社會主義的本色，此可謂擊中間題之要害。

他的言詞值得我們重新細讀：[社會主義者鼓勵窮人去嫉妒富人，同時奮力取締私有財產，以此來矯正財富分配不公和工人貧困之弊病。他們力主個人之所有當歸公有……然而此等主張顯然難以令人折服，於爭執之消弭，無補於事。猶有進者，一旦付諸實施，工人本身將首先淪為受害者。其不公之處，尤為彰顯：他們搶奪合法的物主，扭曲國家的種種功能，進而引起社會團體的一片混亂（39）。]由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而建立起來的國家體制，就是日後所稱的[真實社會主義。]就其所造成的禍害，再沒有比上文有更好的描述了。

13　　接著，參照[工作]和[社會事務關懷]兩通諭的內容，我們反省到尚有一點需加陳明：社會主義的根本錯誤從本質上而言，是人類學的。原來社會主義以個人僅是個元素、社會有機體內的一個分子而已，因而認為個體的利益完全隸屬於社、經機制的運作。同樣，社會主義主張，個人的利益得以實現，而不必顧及他的自由抉擇，及其面臨善惡時所應肩負的責任，(其實，這責任是獨特的、又是非他莫屬的)。如此一來，人便淪為一系列的社會關係，而把人當做自主自發的倫理抉擇的主體這種觀念，也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實，社會秩序還是出自那作為主體的人所做的決定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譯者按)。關於人的觀念既出了毛病，接踵而至的，便是對私人財產的反對，且用以界定自由行使範圍的法律，也受到扭曲。當一個人被剝奪其所能稱之為[己有]的東西，並且連同藉著自發的行動而賺錢糊口的機會也被奪去時，他自然便要依存於社會機器、和操縱這機器的人。這種局面，使得他更無從體認人之為人的尊嚴，而建造一個真正富有人性的社團，其進展也就大受挫折了。

相形之下，從基督徒對人的觀點，必然產生一張正確的社會圖像。根據【新事】通諭，以及教會整套社會教理，人的社會本性，並不能在國家內獲得十足約滿全，而是實現於以家庭為首的各類中介團體，包括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團體。這些團體，源自人性本身，並各有其自主性，而且恆常地以公共福利為其依歸。此即本人所謂社會的[主體性]，[真實的社會主義]將它連同個體的主體性一筆勾銷（40）。

這種表現在人性，以及社會[主體性]兩方面的錯誤觀念，設若我們對其根源加以探究，答案首先必在於無神主義。人是在回應上主內在於事物本身約召喚時，才領悟出自己那超現世的尊嚴。人人必需做出這樣的回應，人性的顛峰即由此而構成，絕非任何社會機制或集體的主體所能取代的。人一旦否認天主，便從其立足之基礎游離出來。跟著而來的，就是社會秩序的重組，便會毫不考慮到人的尊嚴與責任。

這兒我們所論及的無神主義，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息息相連。後者以機械的觀點來看待人與社會的現實。所以舉凡有關人之真實偉大的卓越見識、人之相對於此世現實的超越性、人心內嚮往完美與無力達成此事，兩者之間的矛盾，以及尤為重要的一點-由此矛盾而產生的救贖需要，凡此種種都一概受到否定。

14　　社會主義所選取的行動手段-階級鬥爭，也是源自無神主義。這個手段遭受[新事]通諭的譴責。衝突能有各種方式，當然教宗無意譴責所有性質的衝突。在歷史的進程中，不同社會團體間的利害衝突，在所難免，這點教會心知肚明。同時她也很瞭解，面臨這些衝突，基督徒經常必須誠實、而具有決斷性地採取一種立場。尤有進者，[工作]通諭清楚肯定[為社會正義而奮鬥]此一類型的衝突，具有積極的效用（41）。[四十年]通諭早已說過：[若是階級鬥爭能夠消除敵意，停止互相仇恨，便能逐步轉化成一場基於對公義的渴求，而就雙方的歧異之處所做的坦誠討論（42）。]

不過，階級鬥爭遭受譴責的地方，乃是其中所含的理念:鬥爭既不受倫理或法制的規範，也不顧他人和自己的尊嚴，使得合理的妥協，沒有達成的可能;再者它所追求的，遠非社會全體的利益，而是取而代之的黨派利益，同時為達目的，不惜摧毀一切障礙。總而言之，問題是在把當時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施之於國際關係上的[總體戰]主張，轉用到一國內部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上來。是故各國之間，取得適當利益均衡的探討，也因這項主張的緣故，而為另一種企圖所取代：以摧毀對方還手的能力，而使自已的一方佔盡上風，強加於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惜使用謊言、對付民眾的恐怖手段，以及極具摧毀性的武器(這些武器正是在那些年代開始設計的)。因此軍事主義以及帶有馬克思主義意味的階級鬥爭其根源是相同的。此根源就是無神主義以及對人的輕蔑，兩者都訴之武力原則，且把它奉之於理性與法律之上。

15　　【新事】通諭反對把生產工具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認為如此一來，公民難免淪為整部國家機器的[齒輪]。通諭也大力抨擊那種把經濟部門，完全摒除在一國的行動與關注範圍之外的國家觀念。誠然，經濟生活確有其合法的自主範圍，在此範圍內，國家不應介入。不過，給經濟事務制定一項法律的架構，以便其運作乃是國家的職責。如此，自由經濟的先決條件才能獲得保障，這種先決條件假定，當事各方皆能基於某種平等的地位，以免一方過分強大而使對方只有屈從一途（43）。

在這方面，[新事]通諭為公正的改革指出了一條途徑。據此，出於人之自由活動的工作，其尊嚴方得以恢復。這樣的改革，意味著國家和社會都將負起責任，尤其是能保護工人免於失業之惡夢。在歷史上，這有兩種殊途同歸的做法：其一是藉經濟政策來維持均衡的成長和全面的就業;其二是藉失業保險及再行訓練的計劃，以確保能順利地將工人從垂危的部門，轉移到擴展中的部門去。

再者，國家和社會都必須確保工資有一合理的水準，使工人得以維持生計，並贍養家庭，並且還能留下一部分做為儲蓄之用。為能如此，需要不斷致力於改善工人的訓練和能力，使其技巧更熟練，產量更為提高：同時也需要有細心周到的管制，和適當的立法措施，以杜絕各式各樣可恥的剝削，尤其是那類對移民、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以及最易受到傷害的工人的剝削。這方面，工會在議定最低工資與工作環境，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

最後，也得保證合乎人道的工作時數，合理的工餘時間，乃至在工場有權按自己的人格行事，而不致有辱自已良心或人格尊嚴。此處應該再次提到工會的角色。它不僅限於合同之談判，而且也充作工人在其受僱用之處得以表達自己的[地方]。工會的服務有助於真正工人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幫助工人以充滿人性的方式，去參與其工作地點的生活（44）。

國家應以直接及間接的方式作出貢獻，以利上述目標之達成。就間接的方式，且按[輔助原理]而言，是藉著創造有利的條件，使得經濟活動得以自由運作，從而創造無數就業的機會，並廣開財源。至於直接的方式，且按[團結原則]而言，就是要保護最弱小的人，對那些有關工作環境的決定者之自主權，要加以一定的限制，還有確保每當工人失業時，給予所需之最起碼的援助（45）。

【新事】通諭及教會與此相關的社會教導，在十九、廿兩個世紀間的年代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可證諸於社會安全、退休金、醫療保險、意外賠償等方面所引進的無數改革，而且這些改革，是在更加尊重工人權利的架構中進行的（46）。

16　　以上這些改革，部分是由國家來執行的，不過在為其完成而奮鬥的過程中，工人運動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運原出於道德良心，對不公和有害的情況的一種反應，由此而展開蔓延廣泛的改革活動，與曖昧的意識形態相去甚遠，卻接近工人日常之所需。在這種脈絡裡，工運常與基督徒攜手，共同去改善工人的情況。日後這個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為馬克思意識形態所左右。後者受到[新事]通諭的抨擊。

此外，上述那些改革，也當部分歸功於社會賴之而組成的開放性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藉著建立起有效的團結工具而組成，從而得以維繫一種更尊重個人價值的經濟成長。此處我們應當記得基督徒在許多方面，有無數顯著的貢獻，其申有：生產、消費、借貸合作社之建立，一般教育及專業訓練之提倡，從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去參與工作場所及一般社會生活的實驗。

是故當我人回顧過去，就有充分的理由感謝天主。因為[新事]通諭在人心中引起了共鳴，並且確實在實踐上有著慷慨的回應。不過，我們仍舊必須承認，通諭的先知性訊息並未全為時人所接受。正因如此，嚴重的悲劇才不免發生。

17　　若把【新事】通諭放置於教宗良的全套訓導中去瞭解（47），便不難看出此點：通諭主要地是針對一項錯誤在社、經領域裡所造成的後果。而這項錯誤所涉及的，卻更為廣泛深遠。如前所述，此一錯誤在其對於人的自由的瞭解裡，把自由與對真理的順服兩相隔離，並由此導致自由脫離了尊重他人權利的責任。這麼一來，自由的精髓便成了毫無約束的自愛，以至於蔑視天主和鄰人的地步。這種自愛使人一味認可自身的利益和旨趣，有如脫韁之馬，拒絕受任何公義要求的限制（48）。

正是這項錯誤產生了極端的後果：歐洲和全球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為一系列的戰爭所蹂躪，造成悲劇。其中有的出於軍事主義和過份誇張的國家主義以及相關的各類型極權主義;有的出於階級鬥爭;至於其他則出自內戰或在本質上，屬於意識形態的戰爭。這些殘酷的戰爭本應可避免，若非因為國際間或一國之內所產生的憤恨，日積月累而成了一項可怕的重擔。一些大國在戰爭中全力以赴，毫不猶疑地做出侵犯最為神聖的人權之事，有計劃地去消滅整個民族及社會群體。在這裡，我們特別想起猶太民族，他們所遭受到恐怖命運，竟成了一種記號，象徵著當人與天主作對時，他能如何誤入歧途。

不過，仇恨和不公，只有在獲得認可，並且由以之為本的意識形態將其組織起來，而非按照關於人的真理來相因應的時候，它們才能支配整個國家，受其驅使而行動（49）。[新事]通諭反對為仇恨所染的意識形態，並說明了憤怨和暴力如何能被正義所征服。在我們這個時代，其他形式的不公道，正燃起新的仇恨，而且在人們的視野裡，正在出現一些吹捧暴力的新生意識形態，當此之際，但願人們對那些恐怖事件的回憶，能給每人-尤其是各國的領袖們-提供行動的指南。

18　　歐洲大陸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確是槍聲已息。不過吾人應當牢記：單純軍事方面的勝利，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這意味著消除戰爭的多種原因，以及人民和人民之間真誠的和好，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觀乎全球和歐洲，多年來所存在的只不過是一種非戰的狀態，而非真實的和平。歐陸半壁河山陷入共產獨裁政權的控制下，而另半壁則被組織起來，以防衛其所造成的威脅。許多人民被困鎖在令人窒息的帝國疆界之內，他們對歷史的回憶及其歷經數世紀之久的文化根源，皆為帝國加以致力摧殘，因而喪失主宰自己命運的能力。歐洲歷經這種暴戾性的分裂，結果造成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遠離家園，或遭遞解出境的命運。

武器方面的瘋狂競賽不僅吞噬了國家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並且也勾銷了對尚待發展國家的援助。科技方面的進步原應被用於造福人類，卻被轉用為戰爭的工具-用來從事生產更為厲害的武器。與此同時，一種與真正的哲學相悖逆的意識形態，也被用來為新的戰爭做學理上的辯護。尤有甚者，這並非一種單純的備戰狀態，或對戰爭的一種預期，而是真真實實的在全球各地所打的仗，以致血流遍地。權力集團也好，帝國也好，造成一種局面：就是存在於第三世界國家間的爭論與不和，竟被有系統的擴大渲染，而加以利用，以便為對手造成更大的麻煩。教會各種文件以及晚近所出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皆對權力集團及帝國有所抨擊（50）。

極端份子集團，為謀求爭端的解決而訴之於軍火，對於他們而言，政治和軍事的支援，可謂垂手可得，因而獲有作戰的裝備，並且訓練有素。反之，那些尊重各方合法權益，而試圖尋得和平與合乎人道的解決方案者，則受到孤立，且往往淪為反對者手下的犧牲品。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和平局面，可謂岌岌可危，這實在是以下各種現象之首要原因之一：見諸於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軍事化，以及這些國家裡，引起種族之間互相殘殺的衝突，恐怖主義的蔓延，還有政治、軍事衝突的手段，日益顯得野蠻。猶有進者，原子戰爭足以令全人類毀滅殆盡，整個世界皆因此威脅而受到壓迫。人們利用科學以達軍事目的，遂把這項具有決定勝負的工具，置於為意識形態所強化的仇恨之手中。然而，如果戰爭可給人帶來的結局，竟是一場人類的集體自殺，連同輸者或贏者都一掃而光，那麼我們我必須對造成這種局面的邏輯本身予以排斥，按此思想邏輯，凡是人為消滅敵人所下的功夫、彼此的衝突對抗、乃至戰爭本身，都有利於進步與歷史的挺進（51）。一旦明瞭何以需要對它加以排斥之後，所謂[總體戰]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也就大成問題了。

19　　二次大戰結束之時，這樣的發展在人們的良心內也不過是初步萌芽。當時為人所留意的是半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均為共產極權主義所薦捲。大戰本來是為重建自由，以及恢復各國的權利的，結果卻未能達成這些目標，就某一方式而言，對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在戰爭中受苦最多的人來講，事實明明相反上述目標。可以說戰後的情況，喚起了人們不同的反應。

戰爭帶來破壞，隨著戰事結束，我們見到有些國家，在某些方面，從事積極的努力，以建立一個為社會正義所啟迪的民主社會，而清除共產主義之革命潛能。這個潛能以飽受壓榨和剝削的廣大群眾為其表徵。一般而論，這項嚐試，其努力的重點在於保存自由市場機制，並藉穩定的幣制，以及和諧的社會關係來確保健康和穩定的經濟成長，進一步使人們在此條件下，能以工作來給自己和家庭，建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同時，在這些嚐試中，人們也避免以市場機制來做社會生活惟一的基準，而把市場機制置於能維護[物質資源具有共同目標]這項原則的公共管制之下。由此觀之，諸如眾多的就業機會、穩固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職業訓練、加入工會以及有效地從事工會行動的自由、給予失業者的輔助、以及民主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凡此種種，其用意不外於保證工作的尊嚴，使它免於淪為一種純粹的[商品]。

其時尚有其他社會力量與意識形態運動。這些力量與運動的支持者，以建立[國家安全]體系來對抗馬克思主義。其作法是以系統的方式來控制整個社會，使得馬克思主義者無從進行滲透活動。他們強調國家的權力，並把更多的權力賦與國家，希圖藉此保護人民免於共產主義之禍害。不過，這樣做卻冒有極嚴重的危險：即摧殘個人的價值與自由，而人們原是為了捍衛這兩者，才必需去反對共產主義的。

另外一種反應，則以富足或消費社會中之所見為代表。這種反應具有實用的性質，它與共產主義同樣排除精神的價值：同時卻企圖在純粹物質主義的層面上去擊敗馬克思主義。其作法是向人們展示一個由自由市場來運作的社會，是如何地比共產主義更能滿足人們物質上的需要。事實上，這種社會模式，一方面確實讓人看出：共產主義對於建造一個合乎人道與更為美好的社會，一無所用，就此而論，共產主義是失敗的：另一方面，它否認人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並否定倫理、法律、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就此而論，這項社會模式也有與馬克思主義相同之處：就是把人完全貶抑到經濟的領域，而只以物質上的需要為滿足。

20　　在同一時期，[脫離殖民主義]的過程廣為開展，許多國家從而取得、或者重獲獨立以及命運自決的自由。這些國家一旦正式重獲主權，卻往往發現自己在走向建設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這條途徑上，方在起步的階段。就事實而論，經濟上具有決定性的部門，仍然操在外國大型公司的手中。這些公司無意將其資源投入工廠所在國的長程發展。至於政治生活本身，則為外國勢力新控制，而本國境內卻還有若干部落族群，尚待融合為一個真實的國家團體。再者，這些國家也缺乏一批夠資格的專業人才，而能以公正和誠實不欺的方式來治理國事，至於能以有效和負責的態度來管理國家經濟的合乎資格的人才，也付之闕如。

情況既是如此，許多人不免因而想到馬克思主義，可能提供一條建設國家和政府的捷徑。各種具有特殊國情的社會主義變體於是應運而生。舉凡國家復原約合理要求、不同形式的國家主義和軍事主義、古老的民間傳統(這項傳統有時也與基督徒的社會道理相和諧)以及馬列思想和觀念-這些都被攙和在不同的意識形態裡，而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現，各異其趣。

21　　最後，我們也不該忘記，二次大戰以後，由於人們對戰爭的恐怖，有所反應，使得有關人權的意識，更為活潑。人權在許多國際文獻（52）中獲得確認。甚至可說在制定一項新的[國家權利]時，亦復如此。在這方面，宗座經常有其貢獻。這種演變以聯合國組織為其焦點，不僅在個人權利意識方面有所發展，在國家權利意識方面亦然。同時對存在於世界各不同地理區域間的嚴重失衡狀態，人們也較清楚地瞭解到有需要採取補救行動。就某種意義而言，由於這些失衡現象，社會問題的重心，已從國家的層面轉移到國際間了（53）。

上述過程雖令人滿意，但就整體平衡而言，各種援助發展的政策，卻不常令人滿意。此點不應為吾人所忽略。況且，聯合國尚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取代戰爭的方法，做為解決國際衝突之道，這似乎是國際社會尚待解決的一項最迫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