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發表於1891年）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這是有史以來一位教宗首次在其訓導文件中針對當代的社會問題提出完整的觀點，并且根據工人們的特殊情況，試圖制定解決問題的原則。《新事》通諭開創了一種新的作風，因為教會透過與新的工業世界的對話，直接向人民和有關人士發出呼籲，而不是僅僅限於提醒民政當局履行職責。《新事》通諭是在一批國際專家的協助籌劃下擬成的，它吸取了教會多年積累下來的社會思想和行動的成果。

　　教宗良十三世提醒世界去關注如此眾多的男女和兒童所不應遭受的苦難。他建議教會、國家和民間社團共同解決這個問題。他寫道：「必須迅速找到某種補救方法，以解決強行壓在廣大工人階級頭上的痛苦和不幸。」他聲稱：「教會具有推動正義的道德權威，國家有義務通過法規保護工人并捍衛工會的權利。國家應扮演補充、支援的角色。以工人和實業家共同或分別組成的社團是促進各方，特別是窮人利益的恰當途徑。」

　　《新事》通諭嚴厲批評并譴責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和當時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夢想。教宗良十三世這部文獻是教會社會訓導上劃時代的作品。十九世紀未，它在教會內外產生了巨大的迴響。杜思妥耶夫斯基以其誇張的筆法寫道：教會正在走向社會主義。自《新事》通諭發表之日起，每隔一段時期，教會都要舉行該通諭的周年紀念活動，人們從中可以看出它的歷史重要性。

　　在本書的第二輯中，我們將會發現，教宗良十三世以後的歷任教宗就發表了許多宣言，在天主教的訓導和社會創舉方面，這些教宗都追憶了《新事》通諭所帶來的益處。這里，洛許比亞（Marie Louise Rochebillard,1860-1936）的經驗值得一提。他本人就親自受到了《新事》通諭的鼓舞，在法國首創了頗具影響的婦女工會16。

　　在長達廿五年的教宗生涯中，良十三世還發表了有關社會政治問題的其他文件；論社會主義的Quod Apostolici Muneris (發表於1878年）；論民選政府的《日久》通諭（Diuturnum，1881年），論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天主的不死者》通諭（Immortale Dei，1885年），論自由與自由主義的《自由》通諭（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1888年），論天主教公民觀點的Sapientiae Christianae (1890年) 等等。儘管這些文獻談論十九世紀的具體問題，但是它們所提出的指導方針，卻推動了教會社會訓導的發展，為日後訓導作品的問世奠定了基礎，並在梵二大公會議中達到了頂峰17。

　　在教宗良十三世的許多社會訓導文獻中，《新事》通諭可謂出類拔萃，它確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是教會社會訓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是，就《新事》通諭的全部重要性而言，它絕不僅僅是一個開始，而是多種經驗積累的結果，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那樣。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譬如梵蒂崗第一屆大公會議（1869∼1870）曾隆重頒佈了某項有關「社會問題」的文件，但由於羅馬的淪陷，未能完成其計劃18。

　　然而，這絕不減損《新事》通諭的價值。反而，更突出了這部通諭本身豐富的訓導思想的實際背景。它的價值與獨特性仍然廣受全球公認。直到今天，《新事》通諭仍是深入探討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參考資料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