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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救主」通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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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祖業
1. 走向公元二千年
2. 新任教宗的最初幾句話
3. 信賴真理和愛的聖神
4. 參照保祿六世的第一篇通諭
5. 集體性和使徒事業
6. 走向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致可敬主教、司鐸、修會會士、教友們，以及善心的人們：
諸位可敬的弟兄和親愛的子女們，我問候並祝福你們。
人類救主，耶穌基督，是宇宙和歷史的中心。在此教會和今日人類大家庭所生活的世界的重要時刻，我的思想和我的心指向基督。事實上，在我極愛的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以後，天主在祂隱密的計劃中，把與羅馬聖伯鐸宗座相連的普世工作托付給我的時刻；已快接近公元二千年了。在此時刻很難說那一年將為人類歷史留下什麼樣的痕蹟，或帶給每一個民族、國家、地方及各大洲什麼東西，雖然已作了預料某些事件的努力。為教會，天主的子民，雖然不平均地，已傳到世界最偏遠的地區，那將是偉大的喜年。我們已在接近這一日期，除了年代學正確性所加予的修正外，這一日期將特別提醒我們叫我們記起，聖若望在他所傳福音的開端所表達的信仰的主要真理：「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註一），以及：「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註二）。
我們也有一點像是在一個新的將臨期中，一個期待的時期中：「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註三）藉著曾成為人並生於童貞瑪利亞的子，祂的聖言。在這種救贖的行為內，人類歷史在天主愛的計劃中，達到了頂峰。天主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並且以人的身份成了此歷史的角色，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可是同時祂是唯一的！藉著降生奧蹟，天主給予人類生命，祂從起初就想給的幅度；祂決定性地賜下了這個幅度──以祂特有的方式，保持祂永恆的愛和仁慈，以及天主的完全自由──祂慷慨地賜下了它，使我們在思考原罪和人類罪惡的整個歷史時，在思索人的理智、意願和心的錯誤時，能驚訝地重覆聖禮儀的話：
「啊！幸運的罪過……你為我們賺得了如此偉大的救主！」（註四）。
去年十月十六日，我的感覺和思想是指向救主基督的，在依法當選後，我被問道：「你接受嗎？」我於是回答說：「因著在信仰中服從我主基督，並依賴基督之母和教會之母，雖有極大的困難，我接受」。今天我願把這次答覆向所有的人公開，如此顯示在以上所提第一個基本真理降生奧蹟，與因為我接受被選為羅馬主教和伯鐸使徒的繼承人，而成為我特有任務的職務之間有著關連。
我選擇了我極愛的先任若望保祿一世相同的名字。的確，當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六日向樞機團宣佈他要被稱為若望保祿時──這種雙重名字在教宗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我看出了新教宗恩寵的有力號召。既然此一任教宗僅維持了三十三天，我不但要繼續他，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要從那同一的起點開始。因著我選擇這兩個名字肯定了這一件事。因追隨我的先任而選擇這二個名字，我願意像他一樣表示我對若望廿三世及保祿六世教宗所留下的獨特遺產的敬愛，以及我個人藉天主的助佑發展此遺產的決心。
經由這二個名字和這二位教宗，我與宗座的整個傳統，以及二十世紀中和先前世紀的先任教宗相連在一起。藉著上溯遙遠時期和以後不同時代的代代相傳，我和伯鐸宗座處于教會完全特有的地位所有使命和職務相連。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是我願意直接參照的一個階段，連同若望保祿一世，作為我繼續走向未來的跳板，讓我以無限的信心和服從，接受基督許下並派遣給教會的聖神的領導。在祂受難的前夕，祂向使徒們說：「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遣祂到你們這裏來」（註五）。「當護慰者，就是我從父那裏要給你們派遣的，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來到時，祂必要為我作證；並且你們也要作證，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註六）。「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祂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因為祂不憑自己講論，只把祂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註七）。
因著我完全地把自己托付給真理之神，我才進入近代幾位教宗富裕的祖業之中，這項祖業以完全新的方式，前所未見的方式，使教會的意識深深生根，此乃由於若望二十三所召開並揭幕，以及保祿六世後來成功地結束並恆心執行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我有幸能就近看到教宗保祿的行動。我一直驚訝他深刻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在他任內的大公會議後的困難時期中，所表現的毅力和耐心。身為伯鐸之舟教會的舵手，教宗保祿知道如何保持天賜的平靜和平衡，即使是在最危險的時刻；當教會看來好像從內部受到顛覆時，他常鎮定地保持教會堅固中的希望。聖神經由我們時代的大公會議所說的一切，聖神在此教會中向一切的教會（註八）所說的一切，除了引領天主的子民走向更成熟穩固，意識其救恩的使命外，不會引到其他方面去──雖有短暫的不安。
保祿六世選擇了教會今日的意識，作為他《祂的教會》主要通諭的主題。讓我首先引述此通諭，並在我第一個文告中與它相連而為現今的教宗任期揭開序幕。為聖神所啟發和支持的教會意識，日漸深切明瞭教會的神性奧秘和她人性的使命，甚至於她的人性弱點──這種意識是，也應該常是愛教會的第一源流，而此愛轉而有助於加強和加深她的意識。保祿六世留給我們如此精明的教會意識的見證。經由組成他教宗任內的如許事情，多次是引起痛苦的事，教宗保祿教導我們對教會的無畏的愛，教會就是大公會議所說「是一件聖事，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註九）。
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教會的意識應該與普世性的開放平行，為使所有的人能在教會內找到外邦人使徒所說的「基督不可測量的富藏」（註一○）。這種根本上是與教會本質的了解和教會自身真理的確定相連的開放，基督對此曾說：「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註一一），是這種開放給予教會使徒性的或謂傳教性的動力，而完整地表白並宣報基督所傳授的全部真理。同時，教會應該繼續舉行教宗保祿在他的《祂的教會》通諭中所稱的「救恩的會談」，他同時具體地區劃了進行此會談的不同活動範圍（註一二）。今天在重提給予保祿六世任內工作計劃的這一文件時，我不斷感謝天主，因為這一位偉大的我的前任，他實在也是我的父親，他知道如何向外展示教會的真實面貌，雖然大公會議後，教會感染了多種內部的弱點。這樣人類家庭似乎越來越感覺，在整個人類不同的存在領域中，基督的教會和她的使命和服務，為人類是如何的實在需要。目前這種對教會需要的感覺較之教會內部的攻擊還要強，包括抨擊教會組織與架構，聖職人和他們的活動。這種成長的批評定有許多原因，可是我們越發肯定他們對教會並非沒有誠懇的愛。無疑的，這種批評所表現的傾向之一是克服所謂的凱旋主義，對于這一點在大公會議中有過不少爭論。為了附合教會導師的榜樣，因為祂是「心謙的」（註十三），教會也要以謙德為其基礎；對於組成她人性特點和行動的一切，教會應該有批判的意識，並且她常應對自己的要求要高，不過批評也該有它的限度。否則它不再是建設性的，而且不再顯示真理、仁愛和感激，因為我們所以能分享恩寵，主要而完全地是在教會內並經由教會。況且，這種批評並不表達服務的態度，而是想促使別人符合個人自己的意見，這種意見往往是以非常輕率的作風所傳開的。
應該感激保祿六世，因為他一方面尊重不同的人類意見中的每一部分真理，同時他卻維護小船舵手的天意的平衡（註十四）。我──經由若望保祿一世──幾乎直接從教宗保祿所受托的教會，不會沒有內部的困難和緊張。不過，同時她內部更形堅強抵抗過度的自我批評：可以說教會面對多種輕率的批評更能辨別，對許多的「新花樣」更能抵禦，分辨的精神更形成熟，更能從她永恆的寶庫中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註一五），更專心於她自身的奧蹟，為的是更能實行她救眾人的使命：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註一六）。
不管表面如何，教會現在更同心協力地服務，並更覺醒使徒的工作。這種團結是來自梵二所說的集體性的原則。基督親自把這項原則，作成以伯鐸為首的十二使徒團的要素，基督還是繼續在主教團中重振此原則；主教團在全球與日俱增，卻保持與聖伯鐸的繼承人團結一齊並服從其領導。大公會議不但提出集體性的原則：大會給了它無限的新生，為了表示願意有集體性的常設機構，除了其他的事以外，教宗保祿設立了世界主教會議，其工作不但給予他教宗任內新的幅度，也在以後若望保祿一世和他不稱的繼承人就任之日起就明白地反映出來。
集體性的原則在大公會議以後的困難階級中，特別顯示它的切身，每當主教團共有的一致立場──主要是經由世界主教會議與伯鐸繼承人團結一起所表現的──有助於破除懷疑並同時指出教會在普世幅度上革新的正確道路時。的確，世界主教會議是《在新世界中傳福音》（註十七）通諭中所稱福音傳播主要動力的源泉，該通諭是那麼愉快地被接納，作為使徒性的和牧靈革新的工作計劃。上次教宗保祿逝世前一年，專門討論教理講授的世界主教會議的工作，也是根據這一路線。該次會議的成果，還需要宗座來整理並發表。
既然我們在討論主教團集體性表達方式的清楚發展，至少也應該提出教會內各地的全國性主教會議，以及其他國際性的或各洲的集體架構的強化過程。也要依據教會幾百年的古老傳統，應該注意教區會議、教省會議及全國主教會議的活動。大公會議的意思，也是保祿六世一向願實踐的本意，要使教會數世紀所試驗過的這些架構，以及其他主教們集體合作的形式，如總教區的架構──不提每一個別教區──應該重振它們本有的地位，以及它們在教會普世的合一中所有的特色。這種合作的精神和共同負責也在司鐸之間展開著，大公會議以後所建立的許多司鐸諮議會可以證實。這種精神也在教友中展開，不但加強已存在的教友使徒工作的組織，也創設了新的組織，它們往往有不同的外形和出色的活力。況且，教友們意識到他們對教會的責任，在教區會議，堂區和教區的牧靈委員會中，自動地投身與牧人和度獻身生活修會的代表們合作。
我應該在任教宗之始，把這一切默存腦中，作為感謝天主的理由，熱切地鼓勵我的所有的兄弟和姐妹們，以衷心的感激記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和我的偉大的前幾任教宗，他們為教會興起了新的生氣，是強於懷疑、頹喪和危機的症狀的運動。
對一切從新的大公方向所發出的創新我要說什麼呢？令人難忘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合乎福音的清楚思想提出了基督徒合一的間題，那是我們的師父耶穌基督自己意願的一種結果，這個意願是耶穌在數次的機會中所表示，在祂死的前夕在晚餐廳的祈禱中特別表達的：「我祈求……父啊……為叫他們合而為一」（註一八）。梵二大公會議具體地以大公主義法令答覆了這一要求。教宗保祿六世運用基督徒合一促進秘書處，開始了為達成此合一的道路的困難的初步。是否我們已走得很遠了？不必去做仔細的答覆，我們可以說我們已有了真實而重要的進步。而且一件事是確實的：我們曾恒心而又踏實地工作過，而其他基督教會和團體的代表，也曾與我們一齊埋頭苦幹，因此我們由衷地感謝他們。同時也可確定，在現代基督宗教和世界的歷史環境中，我們看出唯一能達成教會普世性使命的可能性，尤其是有關合一的問題，是誠懇地、恒心地、謙遜而勇敢地尋找能拉近和團結的方法。教宗保祿親自給我們留下了榜樣。因此我們應該追求合一，而不必因為路上能遇到或累積的困難而灰心；不然，我們會不忠於基督的話，不能完成祂的遺囑。我們有冒這種險的權利嗎？
有些人遭遇困難或他們認為大公的初步努力結果是消極的，於是就想放棄。有的甚至於表示這些努力對福音是有害的，在教會內導致更深的決裂，對信仰和倫理問題引起思想的混亂，並且最後產生特殊的「信仰無差別論」。說出這些意見的人表達出他們的恐懼是件好事。不過，就是這方面，正確的限度也應該保持。很明顯的在教會生命的這一新的階段，要求我們有特別警醒的、深切的和負責的信仰。真正大公的活動是開放、接近、運用交談並以完全福音的和基督徒的意義去共同探求真理；而絕不是，也不能是放棄或削弱教會一直表白和教導的神性真理的寶藏。對所有，無論是出于什麼動機，想勸教會放棄促進基督徒全面合一的人，我們再一次提出這一問題：我們有權不這樣做嗎？我們能不信賴──儘管有人的一切弱點和過去幾世紀的一切錯誤──最近在大公會議中藉聖神所說和我們所聽到所啟示給我們的我主的聖寵嗎？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否定了有關我們自己的真理，聖保祿對此曾有力地說過：「因天主的恩寵，我才成了今天的我；祂賜給我的恩寵沒有落空」（註一九）。
我們剛才所說的也應該用在──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和該有的區別──與非基督宗教的代表交往的行動上，經由交談、接觸、共同祈禱、研究人類精神生活的寶藏等來表示這項活動，我們知道，這些宗教的人士對精神生活並不匱乏。有時候非基督宗教的信徒的堅強信仰──這種信仰也是真理之神在妙體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發的成果──能叫基督徒慚愧，因為基督徒時常如此易於對天主所啟示和教會所宣報的真理表示懷疑，而且如此偏向對倫理原則的鬆懈，對道德的放寬大開方便之門。有心了解每一個人，分析每一種體系並承認正直的事，是一項崇高的事；這絕不是表示對個人的信仰失去了信心，或減低了倫理的原則；缺乏信仰和倫理原則，很快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會覺察出來，並帶來可悲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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