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前此所言世界局勢，已在[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有過詳盡的論述，基於此，才能瞭解近年來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以及其中的意義，它們既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給人帶來希望。不錯，這些事件於一九八九年在中歐和東歐的國家內達到顛峰狀態，不過，它們卻是在一個更遼闊的地區，醞釀已久的事。八十年代期間，拉丁美洲和亞、非兩洲有些獨裁和壓迫人民的政權相繼跨台。此外則是一些過渡情況，朝向一些更具參與性與合乎公道的政治架構，其間雖不無困難，但卻頗有所獲。教會在其中所做的一項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的貢獻，便是她在保衛、促進人權方面的投入。有些情況深受意識形態之影響，以致於對於人類共通的人性尊嚴之覺醒，竟被兩極分化的傾向所模糊。在此情形下，教會明晰而有力地肯定每個人－－不論其個人的信念為何－－皆身懷上主的肖像，因而值得尊重。是項主張多時獲得大多數人們的認同，並且由此導致人們著手探尋那些能更尊重人的尊嚴的抗爭方式，以及政治解決方案。

從這項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民主的新形式，並給搖搖欲墜的政治和社會架構，帶來一線轉變的希望。原來，這類架構不僅為一連串給人帶來痛苦的不公道和怨恨所拖累，而且也為傷痕累累的經濟和嚴重的社會衝突所累贅。許多牧人，整個基督徒團體，個別的信眾以及其他善心人士，往往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中，作出英豪的見證，我偕同整個教會為此感謝天主，同時，我祈求他支持每個人的努力，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其實，這不僅是各國的國民，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所應肩負的責任。問題在於指出：人們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是能夠以對話和團結的精神，而非以戰爭來毀滅敵人的方式，去獲得解決。

23　　壓迫人的政權所以跨台，原因很多，其中有些特別值得一提。變革之所以產生，其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工人的權利受到侵犯，此點殆無疑問。吾人所不能忘記的是：宣稱由工人來治理(果然是工人專政)的一些體系，其危機始於波蘭因團結之名而起的騷動。原是以替工人說話為名而起的主義，竟為成群結隊的工人所唾棄。就是這些工人們，重拾，或就一意義而言，重新發現了教會社會教理的內涵與原則。他們這麼做是基於對工作和被壓榨的一項腳踏實地的經驗。

這類[集團]或帝國的跨台，幾乎都以和平抗爭的方式來促成，其所使用的[武器]，僅止於真理和正義。這點也值得強調一番。正當馬克思主義鼓吹只有激化社會衝突一途，方能以暴力對抗的方式，使該衝突獲得解決之際，導致馬克思主義崩潰的抗爭行動，卻百折不撓地堅持要嚐盡各種談判、對話與為真理作證的途徑，來訴之對方的良心，以喚醒其對人類共通的人性尊嚴之意識。

乍看起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並為雅爾達協定所裁定的歐洲秩序，難免不為另一次戰爭所推翻。事實不然，由於人們之投身於非暴力的行動而避免了這場戰爭。這些人們始終拒絕使用武力，同時一次又一次、且又成功地找到有效的方法為真理作證。這樣便解除了對手的武裝，因為暴力的使用，始終需以欺騙為其找到藉口，即無論如何虛偽不實，也要裝做為了維護一項權利或者應付一項由他人所造成的威脅的模樣（54）。於此我再度感謝天主，因為他曾在人們困苦的磨難中，使人心堅持不捨。我也祈求這個事例，也能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環境裡，普及開來。願人們學得不用暴力而為正義奮戰，無論是在國家內部或國際的紛爭裡，都能把階級鬥爭摒之於門外。

24　　形成上述危機的第二個因素，乃是經濟體系之缺乏效率。這不是一項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數方面的人權受到侵犯的結果:私人的積極主動權、財產擁有權以及經濟領域中的自由權。此外，還應附以文化和國家的幅度：我們不可能單從經濟的觀點去瞭解人，也不可能單從階級分子的角度去給人下定義。若要對人做比較完整的理解，就要把人置諸於其文化領域，透過其語言、歷史以及他對生命基本事件，諸如生命的誕生、愛情、工作和死亡所採取的立場而去加以瞭解。在每一文化的核心處，我們可以看出人對天主，這項最偉大的奧祕，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是人們面臨個人存在的意義這項問題時，所採取的不同應對方式。一旦這個問題被取銷，國家的文化和倫理生活必受腐化。因此之故，維護工作的奮鬥，自然而然地便與為文化和國家權利所從事的奮鬥，環環相扣。

然而各項新的發展，其真正的原因，在於由無神主義所造成的心靈上的空虛。數代年輕人因而失去人生的方向。在許多情形下，這也導致他們無法壓抑地要去尋覓個人的認同、探究生命的意義，去重新找到本國文化的宗教根源，以及重新發現基督本人，對於人人內心追求美善、真理和生命的渴望而言，乃是一項適切的存在性答覆。那些在困難環境中、身受迫害卻對天主保持忠誠的人們，他們的見證也給上述從事追尋的人們，帶來一番鼓舞。馬克思主義斷言，要從人心中拔除人對上主的需要，其結果則已指明：若要成功地這樣做，勢必會把人心搞得雞犬不寧，動盪不安。

25　　 一九八九年所發生的那些事件，是一個例子，顯示協商的意願和福音的精神，即使面臨罔顧道德原則的對手，仍可取得成功。這些事件，對於那些企圖藉政治現實主義之名，而將法律與倫理摒於政治領域之外的人們而言，不啻是一種警告。無疑地，導致一九八九年各種變動的奮鬥，其中不可或缺的質素是：明確、節制、受苦與犧牲。就相當的意義而言，這種奮鬥出於禱告，若非有對掌管人心的天主-歷史的主人-所懷的無比信賴，簡直不可思議。正是當人把自己為真理與自由而承擔的痛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難，結合起來的時候，人得以造就和平的奇蹟，同時能夠明辨出一條往往介乎於儒弱和暴力之間的道路，前者向罪惡低頭，而後者則流於與罪惡相搏的幻想，實則使之變本加厲。

事雖如此，吾人仍不可遺忘個人使用其自由的方式，受到無數的限制。這些限制無疑地會影響到自由，使其行使或多或少顯得更為困難;但它們卻不能主宰或毀滅自由。人本然是為自由而生，此乃天性;罔顧此一天性，不僅自道德的觀點而言是錯謬的，即從實際的觀點而言，也是不可能辦到的。若是一個社會其組成的方式是如此，以致於任意裁減乃至打壓合法行使自由的範圍，結果會使社會生活變得日益解體。以致於日形衰敗。

再者，本為自由而受造的人，身上帶有原罪的創傷。人經常受原罪牽引，而趨向罪惡，因而需要救贖。此不僅是基督宗教啟示教義整體的一部分，而且因其有助於我們對人類現實的瞭解，在闡釋學上也有很大的價值。人趨向善，但也能作惡。他能超越擺在眼前的利益，但仍為其所繫。一個社會愈能顧及這項事實，而不把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全體的利益對立起來，反之，卻尋求方法使之和諧並立、開花結果，則社會秩序也將益為穩定。事實上，一旦自我利益受到強暴的壓制，代之而起的，便是使人不勝其荷的官僚控制體系，創造性和積極自動的源泉，亦隨之乾涸。當人們自以為擁有一項秘密，藉此得以建構一個能使罪惡絕跡的完美社會組織時，他們也自以為能不擇手段，包括暴力和欺詐，以達目的。如此一來，政治遂一躍而為[世俗的宗教]，在於人間建立天堂的幻想下運作。政治性的社會有其自身的律法和自主性（55），其中無一能與天主的國相混淆。福音中莠子參雜在麥子中生長的比喻(參瑪十三：24，30；36－43)，對此有所教導：把天國的子民和撒旦的子民隔開，那完全是天主的事；並且這項審判，將在時間終結時進行。因此，若有人預設審判提前於此時此地實施，那麼他便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而有違天主的耐性。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一舉而取得了天國全面的勝利。雖然如此，基督徒的生活仍不免於和誘惑與惡勢力相搏。要一直等到歷史的終點，主才會在榮耀之中再度來臨，施行最後審判(參：瑪廿五：31)，建立新天新地(參伯後三：13；默廿一：1)。幾時時間尚存，善惡之間的鬥爭勢必延續下去，甚至在人心內也是如此。

聖經有關天國前景的教導，對於現世社會生活，不無其因果關連。現世生活，顧名思義，屬於時間的領域，既不完美、也非永恆，是項意味十足。反之，天主的國，臨在於世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它給人類社會秩序帶來光明，而聖寵的能力，則滲透那個秩序並賦與生命。如此一來，人才更能察覺到一個配得上人的社會，該有些什麼條件，偏差之處，便會獲得修正，而為善之勇氣，也會因而增強。基督徒，尤其是普通信友，與所有善心人士結合在一起，被上主所召喚去完成這項使命：使人類的現實情況為福音所浸透（56）。

26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主要是發生於東歐和中歐的國家。然而其重要性，卻遍及全世界因其正負兩面的後果，都與全人類大家庭有關。這些後果，就其性質而言，並非機械式或宿命論的，而是人的自由與天主的仁慈計劃，彼此合作的一些大好良機，原來天主是在歷史中行動的。

這些後果中的第一項是：在一些國家中教會與工運有了接觸碰頭的機會。此項後果是由於基督徒，針對普遍可見的不公道情況，而做出的一種明顯的道德反應而造成。約有百年之久，部分工運由馬克思主義執其牛耳。此中人們深信，為了有效地與迫害從事鬥爭，工人階級必須採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和唯物觀。

馬克思主義既面臨危機，工人天生的良知重新浮現，表達於其對公道和對工作尊嚴加以承認的要求，這與教會的社會教理互相吻合（57）。工運乃是一項更為廣泛的運動之一環。後者係由工人及其他善心人士組成，以謀求人的解放，及對人權的確認為其宗旨。這項運動今日己流傳至許多國家，不僅不反對天主教會，而且與之相期許。

世界上存在著迫害和不公道的情況，馬克思主義原是利用這種情況應運而興，並藉此而壯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並沒有消除世上的壓迫和不公。對於今日那些尋求新而真正的解放之道的人而言，無論就理論或實踐方面，教會不僅提供了一套社會教理，和較具一般性的，有關人在基督內獲得救贖的教導，而且也在那些與受苦及邊緣化現象相對抗的奮鬥中，投入本身的力量並給與實質上的支援。

不久之前，許多基督徒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去尋覓一條能將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相調和的道路。這是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一種真誠的渴望：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而又不自絕於歷史的途徑。

經歷了這些有如曇花一現的嚐試之後，目前的環境，正促使人們去重新肯定一門真正討論人的整體解放的神學，有其積極的意義（58）。由此觀之，可以證實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對於正在尋找其發展途徑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有其重要性，一如它們之於中歐和東歐諸國。

27　　第二項後果則關乎歐洲人民本身。在共產主義當家或其前之年代，曾造成了許多不公的情況：個人的、社會的、區域性的乃至全國性的，積累了不少仇恨與惡感。昔日的奮鬥，其靈感得自於人們有意識地拼命想去為真理作證。如今獨裁政權一一崩潰之後，倘若這種為真理作證的熱忱有所減退，人們的道德承諾有所放鬆，那麼上述情緒便有可能再度爆發，引起嚴重的衝突，造成巨大的傷亡，此乃一項真實的危險。希望仇恨和暴力不致在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為正義而奮鬥者的心申，躍居上風。也希望人人都在和平和寬恕的精神方面，有所成長。

目前所需的，是一些具體的步驟，用以建立或鞏固國際組織的結構，俾能在國與國之間發生衝突時，通過適當的仲裁而加以干預，而進一步使得每一個國家都能一面維護自身的權利，同時又能在顧及他國權利的情形下，達成協議與和平解決方案。這點就歐洲諸國而言，由於共同文化及悠久歷史的緊密連繫，尤為重要。長期以來，不僅最基本的經濟關係受到扭曲，而且經濟生活上最起碼的操守，諸如真誠不欺，信任可靠以及勤勞工作，也遭毀謗。人們由於經歷長期的匱乏以致精疲力竭，一無所有。他們不但要求政府在物質利益方面，能收立竿見影之效，而且也要能恰當地滿足他們合法的願望。事雖如此，仍舊需有耐心來進行物質和倫理方面的重建工作。

馬克思主義之傾覆，對地球之分割為各自封閉、而又彼此嫉妒競爭的不同世界，自有其重大的影響。這也進一步凸顯了各民族互相依存的現實，同時也凸顯了這項事實：人類工作的本性，是為團結人民而非令其分裂。事實上，和平與繁榮乃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財產。倘若為了獲得這兩者，而去損害其他民族及國家的利益，不論那是侵犯人家的權利，或是把人拒之於幸福的源泉之外，我們便不可能適當而長久地享2有這項財富。

28　　就某一意義而言，對於歐洲的一些國家來說，真正的戰後時期，方才開始。直到目前其所採行的經濟體系是集體式的。現在要進行一項徹底的經濟重整，其中所包含的問題與犧牲，可比之於西歐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事復原重建時，所面臨的情況。昔日的共產主義國家，在目前困難的情形下，應當由其他各國聯合起來共同給予支持，這樣做是對的。顯然，那些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自己應當肩負起主要的責任。不過也應給予他們合理的機會，才能達到目標，倘若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便不可能會有這個機會。再者，各個從前是共產黨的國家，目前的情況顯得困難而匱乏，這是歷史的過程所造成的結果。在此過程中，這些國家往往淪為行動的對象而非行動的主體。因而他們發現目前所處的情況，實非出於自由的選擇或是自己所造成的某些錯誤，而是歷史的悲劇所造成的後果。這些以暴力的方式強加於他們的事件，使得他們無從踏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途徑。

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的援助，實屬一種公義上的債務。歐洲各國，原是那部歷史的一部分，且對該歷史的形成，負有責任。不過，這也符合歐洲整體的利益與福祉。這是因為如果往日所造成的各種衝突，竟由於經濟失序、精神不滿和自暴自棄而變得更為激化的話，歐洲將不得安享太平。

不過，上述這種需要，不當導致為幫助和扶持第三世界國家而做的努力，有所削弱，這些國家往往為更嚴重的貧困狀況所折磨（59）。此中所需要的，是一項特殊的努力，藉以動員全球並不匱乏的資源，來從事經濟建設和共同的發展。同時，要重新訂定價值體系，釐清價值優先秩序，並據此而做好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決策。若把由於東西衝突對峙而建構起來的龐然軍事機器，予以解除武裝，便能提供巨大的資源以為所用。尤有進者，如果能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程序，以之代替戰爭來解決衝突，並因此而能把裁軍和武器管制的原則推廣，再加上第三世界國家間，如能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打擊軍火交易的話，則這些資源將更為豐富（60）。此外，比一切都更要緊的，是要摒棄把窮人-不論其為個人或一群人民-當做一項負擔的心態，有了這種心態，就會把窮人當做一群令人討厭的不速之客，企圖享用別人生產的成果。事實上，窮人所要求的，不過是分享享用物品的權利，以及善用其工作能力的權利，這樣才能為所有的人創造一個更合乎正義而又繁榮的世界。窮人得以抬頭是整個人類在倫理、文化甚至經濟上成長的一個大好良機。

29　　最後，對於發展不能只從經濟，而應以全副人性的觀點去加以瞭解（61）。換言之，問題不只在於把所有人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國家所享有的水準，而在於經由攜手耕耘，共同締造一個更適於人的生活，同時也在於提昇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創造力，以及他因應個人的天賦，去回應上主召喚的能力。發展的顛峰是人尋找、認識天主，並依此知識而生活的權利和責任（62）。在極權和威權政府所形成的政權下，權力主宰理性的原則被推行到極點。人被迫去接受那強加於他的現實觀念，而非出於理性和自由選擇。這個原則必需加以推翻，而人類良心的權利必需受到全面的承認。人的良心只受自然真理和啟示真理兩者的約束。對於此等權利的承認，實為每一個享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秩序的首要基礎（63）。重新肯定後面此一原則是一件重要的事，之所以如此，有下列若干原因：

一、因為舊形式的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尚未完全消聲匿跡，事實上，反有捲土重來的危險。這要求所有各國重新努力合作與團結；

二、因為在已開發國家中，有時過於提倡純粹功利的價值，投合人們即時滿足的傾向與胃口，使得人們難以認可、並尊重人生在世的真正價值體系；

三、因為在有些國家出現了新形式的宗教基要派。此派人士秘密甚或公然地拒絕讓信奉非大多數人所奉之信仰的國民，享有完整的宗教和公民權利。並且還阻止他們參與文化的過程，限制教會宣講福音的權利，也限制聽眾接受宣講以及皈依基督的權利。需知認識真理並依此真理而生活，乃是人天生而基本的權利。設若這項權利不受尊重，則焉有真正的進步可言?這項權利的行使及其發展，包括發現、並自由地接受耶穌基督的權利。原來他才是人真正的好處（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