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教宗良十三世覺察到，若要使人不可或缺的靈性與現世的活動，獲得保證，使其能正常發展，則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國家理論（89）。職是之故，他在[新事]通諭中，有一段提出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來組織社會，這在當時，可謂為教會的教導創下一項新猷（90）。這項三權分立的秩序，反映著對人的社會性，有一種踏實的觀點，即是需要一個能保護眾人自由約法制。為達此目的，較佳的途徑是每項權力，都由其他權力和職責來加以制衡，使各自在適當的範圍內運作。這是[法治]的原則，其中最高的權威是法律，而非任何個人為所欲為的意志。

這項觀念在近代遭受極權主義的反對。馬列形式的極權主義認為有些人，由於其對社會發展之規律有較深的認知，或是由於其屬於某一特殊階級，甚或由於其與集體意識有較深的淵源關係，得以免除錯誤，因而能一手獨攬絕對的權力，供其使用。此外必須一提的是：極權主義乃出於對客觀真理之否認。人本是由於順服超越的真理，而獲得完全的自我認同，如今這項真理一經否認而蕩然無存，便不再有確實可靠的原則，來保障人和人之間正當合理的關係。如此一來，一個階級、群體、甚或國家的自我利益，終於難免成為彼此互相敵對的肇因。人若不承認超越的真理，權力即取而代之。於是，每個人便會傾向於無所不用其極，為使其自身的旨趣或意見能以得逞，完全忽略別人的權利。如此一來，人受尊重之範圍，也僅及於他能被利用來滿足他人私利之處。所以現代極權主義，其根源在於否定人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尊嚴。原來，人是無形天主的有形肖像，以其本性而言，乃是權利的主體。沒有任何人，不論其為個人、群體、國家或政府，可以侵犯這些權利。甚至社會中的多數也不得藉反對少數、或藉孤立、壓迫、剝削或試圖消滅之，來侵犯這些權利（91）。

45　　極權主義文化及其實踐，也不免排斥教會。一個宣稱能把歷史導向完美境地，而又把自己高抬到一切價值之上的政府與政黨，無法容忍人們在掌權者的意志之外，還去肯定一項所謂善與惡的客觀標準。其中的道理甚為簡單：這樣的標準可能被用來審斷他們的行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極權主義會企圖摧毀教會，或者起碼使教會屈居順服的地位，使她淪為統治者意識形態機器中的一項工具（92）。

再者，極權政府傾向於把國家、社會、家庭、宗教團體以及個人本身，一併吸收而納入其本身。人該聽天主的命，勝於聽人的命（參宗五：29）。教會在捍衛她自己本身的自由時，也在捍衛那些各有其自主和主權領域的個人、家庭、各種社會組織和國家。

46　　民主政體，由於能夠確保公民參與政治選擇，向被治理者保證有選舉治理者，並使之負責的可能性，且於合宜的時機以和平的方法予以更換，因而獲得教會好評（93）。準此，教會不能讚許那些狹窄統治集團的存在，它們篡奪國家大權以遂其私利，或藉以貫徹其意識形態。

真正的民主，惟有在法制的國家，並以正確的人的觀念為其基礎，才有可能。這要求具備一些必要的條件，使得個人和社會的[主體性]皆能有所進展。就個人而言，其進展是藉著教育和培育真實無偽的理想。就社會[主體性]而言，乃是藉共同分擔的責任，以及創設一些參與性的結構。

現時存在著一種傾向：人們宣稱不可知論與懷疑的相對主義，以為這種哲學與基本態度，與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相對應。他們認為：從民主的觀點而言，那些深信自己瞭解真理、並堅持真理的人是不可靠的，因為這些人不接受真理乃是取決於多數人的決定，也不接受真埋隨著不同的政治風向，會有所變異。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留意，倘若缺乏一項終極真理來指引政治活動，那麼思想和信念便容易受到權勢的操縱。歷史昭示吾人：沒有價值觀的民主，易於流為極權主義，或是公然為之，或是稍加偽裝而已。

有些人，頂著科學或宗教意識形態之名，號稱有權將自己認為是真與善的觀念，強行加諸於他人身上。在這類人當中所存在的危險：狂熱主義和基要主義，教會也沒有閉眼不顧。基督徒的真理不是這樣的。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因而基督徒的信仰不至於預存假設，把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現實，鎖定在僵硬的格式裡。反之，此一信仰承認人的生命是在歷史中，歷經多元而有欠完美的情況，而得以實現的。再者，教會經常不斷地重複肯定人的超越性尊嚴；教會所用的方法，始終是尊重人的自由的（94）。

然則自由只有在人接納真理時，才能完全發展。在一個沒有真理的世界裡，自由喪失其基礎，而人也跟著暴露於或明或暗的操縱利用，與情慾暴力中。基督徒按其蒙召去傳福音的本質，擁護自由，並為其服務，經常把他所認識的真理，介紹給別人（參若八：31－32）。他固然囑目於生活經驗裡，以及個人或國家文化中，所遇見的片斷真理，然而在與別人交談時，他總不放過機會，去表達由信仰和正確運用理智而得來的瞭解（95）。

47　　共產極權主義衰微，以及其他極權、和以[國家安全]為名的許多國家，一一倒台之後，今日我們已可見到，民主的理想，在不無反對的跡象下，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同時對於人權熱烈的注意與關懷，也歷歷在目。然而，正因如此，人們在改革其系統的過程中，必須明顯地承認上述那些權利，這樣才能給民主打下真正而穩固的根基（96）。論及其中最為重要的一些權利，必得一提的是生命的權利，以及構成這項完整權利的部分，其中包括：嬰兒在母胎內，從受孕之始，即享有的發育之權;生活於團結的家庭、以及有利於孩童人格成長的倫理環境之權;在尋求和認識真理的過程中，發展個人的才智與自由之權;參與善用大地物質資源的工作之權，並賴此工作維持個人與家庭生計之權;以及自由建立家庭、並以負責任的態度，善用天賦的男女性別，共養兒育女的權利。就某種意義而言，此等權利之根源乃是宗教自由，且可統攝於宗教自由之中。此處所謂宗教自由，是指人有權生活於其信仰的真理內，並有權按人之為人的超越性尊嚴，去生活（97）。

事實上，有些國家，即使其政府的形式是民主的，上述這些權利也非始終獲得完全約尊重。此處我們所指的，不僅是墮胎的醜聞，而且也涉及民主體制本身，其所遭遇的危機的面面觀。總的來說，民主社會有時似乎失去了造福公益的決策能力。有時對社會上一些訴求的審核，其所根據的準則，並非公義和道德，而是這些訴求推動者所擁有的選票和財力。日久天長，這類不上軌道的政治行為，造成人們失去信心、政治冷感。跟著，一般大眾由於感到信心被人濫用，幻想破滅，其政治參與和公民精神，遂每況愈下。結果使得有關方面，越來越難於把某些特殊的利益，置於一個井然有序的公益框架內，予以衡量考慮。所謂公益，並非所有特殊利益的總和，而是基於一項均衡的價值體系，去給各個特殊利益加以評價，並將其整合為一體。歸根結底，這樣的做法不免要求對人的尊嚴與權利，要有一項正確的認識（98）。

教會尊重民主秩序的合法自主性，並不自以為應該對不同的機構或憲政方案，表達其偏向。對於政治秩序而言，其確切的貢獻，在於她對人性尊嚴的見解，這項尊嚴，在降生成人的聖言身上，表露無遺（99）。

48　　上述一般性的觀察，也適用於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經濟活動，尤其是一項市場經濟活動，無法在制度、司法、和政治的真空狀態中運行。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條件：對於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確實保障，穩定的幣制以及有效率的公共服務。所以，國家的首要任務，仍在於給這些安全條件提供保證，使得那些從事工作和生產的人，能享受其勞動的成果，並因此而感受到鼓勵，願意誠實而有效地去工作。至於社會秩序不妥，加以公務人員貪污腐化，以及通過不妥財源致富、從事非法與純粹投機活動以成暴發戶，兩者風氣日益熾盛，這便形成了發展和經濟秩序的主要障礙之一。

國家的另一任務，在於監視和督導經濟方面，人權的行使狀況。不過，這方面首要的責任，不屬於國家，而屬於組成社會的個人，以及各種社團和協會。若是要求國家以直接的方式，去保障所有的國民皆有工作權，那麼便要把全面經濟生活，置諸其手而加以控制，並且也要給個人自動自發的活動，加上限制。不過，這並不意味，國家在保障工作權方面，就沒有資格過問了，一如那些反對在經濟領域中，有任何規章的人所主張的一般。反之，國家有責任去維護、支持商業活動，而其所用的方法便是：創造條件，使能保障就業機會;以及刺激那些尚付之闕如的活動，並在其面臨危機時，給予扶持。

再者，如發生特殊壟斷情況，以致於造成發展受阻或遲延，這時國家便有權從事干預。除了督導發展和使之和諧進展兩項任務之外，在特殊的情況下，就是當一個社會部門或商業體系呈現疲弱的狀態、或在剛起步往前的階段，而無法勝任當前的工作，這時國家也能行使取代的功能。由於事關公益，理由迫切，這種補助性的干預，有其必要。不過，應儘早收場，以免社會或商業體系永遠失去其一部分功能，同時也避免國家過份擴張其干預的領域，而有害於經濟和公民的自由。

近年來，這種干預的範圍大為擴張，以至於造成一種所謂[福利國家]的新型國體。．在某些國家，其成因在於當政者想針對不合人性的貧窮與匱乏，進行補救，使能更妥善地去應付眾多的需求。不過，尤其是最近幾年來所出現的過份與濫用的情況，會給福利國家，招來相當嚴苛的指責，被譏之為[社會援助國家]。此等國家內的缺陷和毛病，乃是由於對國家本有的任務，缺乏一種適切的瞭解所致。此處，人們應再對[輔助原則]，表示尊重：上級團體不應干涉下級團體的內在生活，使其功能遭受剝奪;反之，應始終把公益置於眼前，於需要時給予支持，並協助下級團體，便其活動配合社會其他門類的活動（100）。

由於訴諸直接的干預，而剝奪了社會所要負的責任，社會援助國家導致人性動力的流失，而公共機構卻增加得離譜。官僚式的思想方式，充斥這些機構，惶論為民服務的胸懷，附帶而來的，則是大量增加的開銷。事實上，人們的需要，看來只有那些最接近他們，而又能充作其[鄰人]的人，才最瞭解，並且最能予以滿足。再者，我們還該補充一下：有些需求，並非單純的物質方面的回應所能滿足，而要能洞悉人性更深層的需要，才能予以應對。想想難民、移民、老人、病患，以及一切需要援助的人，譬如濫用藥品毒物者，念及他們所處的境地，我們不難明白：除了供應必要的照料之外，只有那些能抱著真正手足之情，去扶持他人的人，才能有效地去幫助所有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49　　教會忠於由她的創始者基督所領受的使命，始終處身於有需要的人當中，並採取積極的行動。給他們提供物質方面的援助時，不僅不會令他們感到羞辱，或使他們僅僅成為接受幫助的對象，反而藉著提高其人性的尊嚴，而使他們脫離危險的境地。在此我們必須指出：教會從來沒有停止過積極實踐愛德的事工：事實上，在多方面都有令人滿意的長進。對此我們衷心感謝上主。在這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義務工作。這是教會所喜愛和提倡的事工，並敦促每一個人與之合作，支持並鼓勵其所從事的各種事業。

為能克服今天所盛行的個人主義心態，需要大家對團結和慈善事業，從事具體的獻身行動。並由家庭首先做起，夫妻兩人彼此扶持，老幼不同代的人互相照顧。在此意義之下，家庭也可被稱為是工作和團結的團體。不過，卻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即當一個家庭決志要全然按其召喚去生活時，卻發現國家沒有給與必要的支持，而且也缺乏足夠的資源。因此，當務之急在於：不僅要提倡家庭政策，而且，也要提倡那些以家庭為其主要對象之社會政策。這些政策要能幫助家庭，給它提供充足的資源，以及維持家計的有效方法，使其能扶養兒童，照顧長者，如此上了年紀的人，方不致於與家庭有所隔閡，而且也能加強不同代別之間的關係（101）。

家庭以外，尚有其他中間團體，發揮著基層的功能，給特殊的團結網絡，賦以生機。此等團體發展成為由人組成的真正團體，社會的結構因而得以強化，使社會，避免流於我們今日不幸常見的，既無姓名，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群眾。人本生活於不同層次的相互關係中，社會也因而變得更有[人情味]。可是今天的人，置身於國家和市場兩極之間，常常喘不過氣來。有時看來，他只像是以一個物品生產者及消費者的身份而存在，或像是國家行政作業的一個對象而已。人們忘了一件事實：社會中的生命，不以市場，也不以國家為其最終目的，此因生命本身有其獨特的價值，國家與市場都必需為其服務。無論怎樣，人始終是一個追求真理，並奮力按此真理而生活的存在，他藉著與以往及未來世代的對話，來加深自己對真理的瞭解（102）。

50　　如此公開地追尋真理，代代更新，一國的文化，逐漸取得其個性。的確，代代相傳的價值遺產，總是受到年青一代的挑戰。所謂挑戰，不必一定意味先天地予以毀滅或否定，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去考驗這些價值，並通過這項存在性的驗證，使其變得更真實、更中肯、更親切。而在過程中，能將傳統內確實有效的因素，與虛假、錯誤的部分，或是與那些過時、而又早該淘汰的形式，分辨出來。

在此背景之下，我們可以適時地記起：福音的傳播，在各種不同的國家裡，也扮演一項角色，即是在文化邁向真理的進展中，給予支持;並且協助文化獲得淨化並充實其內涵（103）。然而，當一個文化變得內向而企圖利用以下的手段，來把過時的生活方式，永恆地延續下去時，終將淪於貧瘠不育而趨向腐朽－這個手段就是：排除對於有關人的真理的辯論和意見交流。

51　　人類所有的活動，莫非在文化內進行，且與文化交感、互動。為能適當地形成一種文化，全人的參與是必要的。在其中，人發揮其創造力、才智以及運用他對世界和人的知識。猶有進者，他也在其中展示自我控制、犧牲個人、與他人團結的能力，以及隨時隨地準備好去促進公益的精神。準此，居先而首要的工程，乃是在人心內完成的。人投入參與建造其未來的方式，端賴他對自己和其前程的瞭解。教會對真實文化所作出的獨特而具決定性之貢獻，即在於此一層面。教會提倡人類行為中，有益於真正和平文化的各面，這種作法與某些模式背道而馳。在這類模式中，個人消失在群眾裡，他的自由和積極進取心，為人所忽略，而他的偉大，則在戰爭和衝突的技倆中，才能顯示出來。教會以宣講兩項真理，來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其一、是關於世界之創造的真理：天主將世界交在人手中，讓人能夠藉著工作，使之收益良多，並變得更為美好。其二、關於救贖的真理：天主子藉此拯救人類，並把所有的人團結起來，使他們彼此負責。聖經繼續不斷地告訴我們，要我們積極地投入，為鄰人著想，同時要求我們分擔對全人類的責任。

這項責任並不限於自己的家庭、國家或政府，而是逐步推而廣之，及於全人類，因為沒有人可以把自已當成是自外於人類大家庭的存在，或漠視此家庭中另一份子的命運。沒有人能說，他對其兄弟姐妹的福利，毫無責任（參創四：9；路十：29－37；瑪廿五：31－46)。今日的時代，由於傳訊方法日新月異，把人們相處的距離，大為縮小，因而在別人有需要之時，予以相當的注意和迫切的關懷，也比昔日較為容易，這點在戰爭之外，尋求解決國際衝突的途徑方面，顯得格外重要。時下，連中、小型的國家也能獲得威力極其可怖的毀滅性武器。我們不難看出，由於這點，加上全世界人類日形緊密的關連，兩者使得要限制衝突的後果，成了一件非常困難，或實際上辦不到的事。

52　　教宗本篤十五世及其繼承者，清楚明瞭這項危險（104）。我自己也在最近波斯灣戰爭慘劇中，再次高聲疾呼：[永不再有戰爭！]是的，永不再有戰爭。戰爭摧殘了無辜者的性命，教唆人如何去殺害別人，使參與殺戮者的生命，遭受劇變，戰後，留下一大堆仇恨和憤怨，如此使得人們更難於為引起戰端的問題，找出一項公正的解決之道。昔日一國之內，彼此復仇，冤冤相報的制度，今日已為法治所取代，同樣，在國際團體中，也急需類似如此地向前邁進一步。再者，我們必須切記，戰爭的根源，通常在於真實而嚴重的不滿：遭受不公道的待遇，合法的心願遭遇挫折，窮困，瀕臨絕境的大批群眾受人剝削、卻又看不出有什麼和平的方法，可供其改善命運等等。

為此之故，和平的代名詞是發展（105）。正如避免戰爭是集體的責任，同樣，促進發展亦然。再者，一如在個別的社會內，去組織一項健全而穩固的經濟，來導引市場的功能，使之以公共福利為其歸向，這樣做是正確而又可能的，同樣，在國際的層面上，何嘗不須有類似的干預。若要能如此，人們必須十分努力，以加強彼此的認識和瞭解，並增進良心的敏感度。這是我們所冀望的文化。這樣的文化能助長人們對窮人的人性潛能，所懷有的信心，並因而助長人們對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所有的信心：其一是經由工作，而改善他們自己的處境之能力;其二是對經濟的繁榮，作出正面貢獻的能力。可是要完成此事，應為窮者－勿論其為個人或國家提供實際可行的機會。要造成這樣的條件，需由整個世界的人，協同一致，努力共謀發展。其間涉及較為先進的經濟體，所應作的努力：犧牲其所享有的收入水平和由權力而來的地位（106）

上述種種，可能也意味人們既有的生活方式，需作重大的改變，以期限制環境和人力資源的浪費，從而使世上每一個人和所有的民族，都能分得足夠資源。此外，應當充分的利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新資源。原來這些新資源是處於今日國際團體邊緣的民族，他們的文化和工作的結晶。這樣，才能使國際大家庭，在整體人性力面，更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