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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圣 胜 地

罗马永城
历史概略〈二〉

儒略.凯撒:
〈Julius Ceasar〉
於公元前44 a.C.被刺杀,他的逝世代表着共和时代的结束。

伯多禄可能是在保禄致书罗马信友後不久来到罗马的,我们并没有这两位宗徒在罗马共同生活的记录,但可以肯定64年时,这两位宗徒都生活在罗马。那年在大赛马场(Circus Maximus)附近发生了一场大火,并蔓延至大部分市区。当时的尼禄皇帝 (Nero)被指与大火有关,他使藉词归罪於基督徒,并在64年夏天,通过草率的审判把二位宗徒处决(参看塔西陀Tacitus《年 》 Annales,15,44)。伯多禄被处以十字架极刑,遗体被埋葬在梵蒂冈丘上的异教徒墓地中;保禄身为罗马公民,在奥斯底亚路(Via Ostiense)旁被斩首,该处现名为叁泉(Tre Fontane)。从那时起,皇帝颁布御令取缔基督宗教,甚至「基督徒」这名称(nomen)已足以构成一项罪名(crimen)(戴都良 Tertullian',《致万民书》Ad Nationes,I,3)。对基督徒的追捕行动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历时叁个世纪,後人称它为「教难时期」
或「殉道者时期」(像埃及十大灾难一样,教难也有十次)。


圣保禄:
出身於犹太本雅明支派,在基督徒教难中殉道。图为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雕的圣保禄像(1503-1504)。

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I)於313年正式承认了基督宗教,使教会脱离多年来的迫害,此举乃一个协约的肇始,使天主教由一个不合法的宗教( religio illicita)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大公 (catholica)教会。这新兴宗教得到了特别优待,却迫使古代宗教渐渐退到乡间。异教崇拜因而成了乡间的宗教(异教paga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pagus,即乡村)。罗马帝国推广基督宗教的进程,从324年开始便不断加强,但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妹夫、西罗马帝国皇帝里秦.奥古斯都(Licinius Augustus)执政时,再次掀起了迫害基督徒的浪潮。但当里秦战败後,基督宗教又恢复了其至尊地位。

基督宗教的传播:
基督宗教尤其是以宣讲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在意大利有几个主要福传中心,而罗马就是其中首要的。初期基督徒的信仰热忱、彼此友爱、以及为信仰无畏牺牲的见证行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慕道,藉洗礼加入基督徒团体,而他们团体生活的核心,就是感恩圣祭(参看儒斯定Justin。《护教书上》I Apologia,65-67)。
基督信徒团体起初是由全体宗徒一起领导的,其後才出现地方教会的组织。可以肯定的是,在宗徒还健在的时期,存在着两个圣统体制:一个是普世性的,由全体宗徒组成,另一个是地方性的,由宗徒任命的地方教会负责人组成。
伯多禄首席权(primacy)是天主所立的,以罗马为圣座。伯多禄的继任者继续履行这神圣职权,作为所有教会合一的标记。西方教会在历史上,曾遇到野蛮民族的入 侵,这也威胁到罗马本身的存亡。这个厦宇林立和街道井然的辉煌城邑(urbs),在灾劫後毁坏殆尽,黯然失色,幸好组成这个城市(civitas)的罗马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已的本色,这才使罗马没有在历史上湮灭。
圣奥斯定曾告诫说,只要罗马人民坚定自信,罗马就不会衰落(圣奥思定,《训诲人民》 Sermones ad populum),西哥特人亚拉里克 (Alaric the Visigoth)在410年劫掠罗马城後,圣奥思定在他所着的《天主之城》 (Civitas Dei)一书中,缕述罗马帝国的遗产。数年後,教宗圣良一世(Leo the Great)奇迹般阻止了匈奴阿提拉(Attila)的大军(452年),他在一篇着名的讲话(《宗徒诞辰》 In Natale Apostolorum)中说,罗马曾靠征战而成为「世界首都」(caput mundi),但它将赖和平而变成「司祭和王者之城」(civitas sacerdotalis et regia)。圣良一世认为,罗马被圣伯多禄和保禄重新建立起来後,进入了其历史的新时代,一个真正的普此、大公时代,而其众多的殉道者正是这时代的最有效护卫。

罗马教省会议
于382年召开时宣布:
神圣的罗马教会在一切教会当中,位列首席。她的地位非出於任何教会会议的决定,亦不是来自罗马皇帝的谕令,而是直接因救主的话而获得:「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玛16:18)。
中世纪时期,由於罗马是圣伯多禄和保禄的殉道之地,因此在两位宗徒的坟墓上,分别兴建了纪念他们的大殿(basilicas)。君士坦丁皇帝时,二位宗徒和其他殉道圣人的陵墓,纷纷成为敬礼和朝圣的中心。

圣伯多禄被钉十字架
此画为卡拉瓦乔(Caravaggio)于1601-1602年所作,画中描绘伯多禄宗徒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悲壮情景

在这些陵墓上,或在它们附近,圣堂和大殿耸立如雨後春笋;基督徒地下墓穴也建起了阶梯和通道;较多人崇敬的地窟也被粉饰一番;纪念圣人的年历也逐渐编纂完成。

从1940-I949年间进行挖掘所得的结果显示,君士坦丁皇帝兴建的圣伯多禄大殿的主祭台,正是建 在宗徒的坟墓之上。由此可见,当时兴建教堂或碑铭,选址并非偶然或因环境所限而定的,相反地,其地点与所要纪念的事迹常常吻合。事实上,罗马的所有朝圣地都与宗徒们的事迹息息相关;这些地点有的仍保持原貌,有的则被改建为教堂或大殿。

「耶稣,众牧之牧,传授给我真正教义,他遣我到罗马来瞻仰那雄伟的至尊,凝视那位身穿华服的皇后,我看见那里的人们,都带有辉煌的印记」(小亚细亚耶辣颇里Hierapolis的主教亚伯乔Abercius於二世纪刻在石碑上的诗句,现存於梵蒂冈博物馆)。

「你要去罗马,那里的广场由黄金磊成,殉道圣人们的血己将其染成红色:你在这里可藉教宗的祈祷得到大赦,你将找到最快捷的升天之路」(瑞典的圣彼济达Brigid of Sweden,《行传及列品案实录》Acta et Processus)。

信友向往这些地方,尤其是安葬圣人遗体之所,主要是希望因那些天主的忠仆们的代祷 ,而增这信德,甚至获显奇迹或治愈疾病。为此人们感到要亲身接触这些地方。这种做法使人联想起福音中患血漏病的妇人:「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 (玛9:2l;谷5:28);「她摸了摸他的衣服 头,她的血漏就立刻止住了」(路8:44)。

但是,罗马不但令人想起许多信仰的见证,而且更是拥有「天国钥匙」(玛16:l9)的圣伯多禄及其继承人的长驻地。因此形成了前往这两位宗徒的陵墓(ad limina Apostolonum)和伯多禄圣座(cathedra Petri)朝圣的习惯。历来人们到这两位宗徒陵墓朝圣时,都会奉上献金(俗称圣伯多禄献仪St Peter's pence)。这朝圣习惯 ,受到圣安德肋修院院长奥思定(Augustine of Sant?Andrea al Celio)和他的四十位修士所推动,而日益蓬勃;他们尤其藉着在移居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中展开的传教活动,推展这朝圣的习惯。


石棺(sarcophagus)
现存於罗马国家博物馆 (Museo Nazionale Romano),浮雕内容是罗马人征服蛮族。

伯多禄宝座 (cathedra Petri)
现存於圣伯多禄大殿,这是一把象牙镶嵌的橡木座椅,饰以十二幅大力士海格拉斯(Hercules)事迹和六幅怪兽小板画,这些小板画可能是卡洛林 (carolingian)王朝的查理二世 (Charles II 875-877)时期的作品,属仿古典样式。这座椅初时用作皇帝宝座,後转赠予教宗。

教宗额我略二世(Gregory II)于7l9年派遣圣波尼法爵(St Boniface)到日耳曼(Germania)传教,因他的努力日耳曼民族归依了基督宗教,朝圣活动也因而活跃起来。

圣波尼法爵完成了向异教徒传福音後,便专心致力净化和加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趁着743年召开的第一届东法兰克(Eastern Franks)主教会议的机会,倡导向教宗宣誓效忠的仪式,他深信与罗马教会的紧密合一,是地方教会兴旺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教宗与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联盟,以及与拜占庭(Byzantine)帝国的决裂,使罗马重新恢复其世界首都的角色。

这壁画残段乃乔托(Giotto)所作。
画中描绘1300年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宣布首个圣年时的情景(现存於拉特朗大殿)。

九世纪时出现了一种忏悔制度,规定犯了某些罪过的人,必须先以朝圣作补赎,才能获得罪赦,而罗马便成为忏悔者朝圣的优先目的地。沿着这朝圣之路,许多协助朝圣者和病人的修道院和医院便应运而生。

罗马朝圣史的重大转捩点,要算1300年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VIII)所宣布的禧年大典,这是一项顺应民意的牧灵措施,因为当时人们已无法再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圣地朝圣。

禧年的周期是波尼法爵八世制定的。每一百年一次。後来由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缩减至每五十年一次,及至教宗保禄二世 (Paul II 1464-71)再进一步制定其周期为每二十五年一次。

常规圣年:
13001300 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
1350 克莱孟六世(Clement VI)
1390 乌尔班六世(UrbanVI)
-波尼法爵九世(Boniface IX)
1400 波尼法爵九世(Boniface IX)
1423 马尔定五世(Martin V)
1450 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
1475 保禄二世(Paul II)-
西斯笃四世(Sistus IV)
1500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
1525 克莱孟七世(Clement VII)
1550 保禄叁世(Paul III)-
儒略叁世(Julius III)
1575 额我略十叁世(Gregory XIII)
1600 克莱孟八世(Clement VIII)
1625 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
1650 依诺森十世(Innoncent X)
1675 克莱孟十世(Clement X)
1700 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
-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25 本笃十叁世(Bendict XIII)
1750 本笃十四世(Bendict XIV)
1775 克莱孟十四世(Clement XIV)
-庇护六世(Pius VI)
1825 良十二世(Leo XII)
1875 庇护九世(PiusIX)
1900 良十叁世(Leo XIII)
1925 庇护十一世(Pius XI)
1950 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975 保禄六世(Paul VI)
2000 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由於政局所迫,1800年(庇护六世-庇护七世)和1850年(庇护九世)没有举行圣年大典。而1875年的圣年也没有举行隆重仪式。

特殊圣年:
首个特圣禧年是良十世于1518年所引进,目的是帮助波兰向土耳其作战 。历史上特殊圣年的次数,众说不一:最着名的是 1900年和1950年,以及1933年(庇护十一世)和 l983年(若望保禄二世)所举行的救赎圣年 。

起初禧年朝圣地点只有两个: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陵墓和纪念所。後来乌尔班六世(UrbanVI)于1350年加入了罗马的主教座堂一拉特朗大殿(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波尼法爵九世(Boniface IX)在1390年的圣年,又加入了西方教会的第一个圣母朝圣地一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

自I500年的禧年开始,在以上的四座大殿,即所谓「罗马四大圣殿(patriarchal basilicas),均由教宗的代表主持禧年庆典,礼仪与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所举行的一样,并同时进行。

後来,在十六世纪後半叶,经圣斐理伯.奈利 (Philip Neri)的倡导,兴起了参拜七大殿的习惯:即圣伯多禄大殿(San Pietro),圣保禄大殿(San Paolo),圣母大殿(Santa Marria Maggiore),拉特朗大殿(SanGiovanni in Laterano),圣十字大殿(Santa Croce in Gerusalemme),圣老楞佐大殿 (San Loreno),圣塞巴斯弟盎大殿(San Sebastiano)。

对於罗马居民来说,参拜四大圣殿的善工,应连续或间隔地做满30天,但外来的朝圣者,则可减至15天。教宗良十叁世(Leo XIII)在1900年,将罗马居民的朝圣时间缩短到20天,而非罗马居民则减至10天。庇护十一世 (Pius XI)在1933的圣年,把罗马居民和非罗马居民的朝圣时间一律缩减至叁天,甚至可以在一天内完成整个朝圣行程。

至於1950年的圣年,庇护十二世(PiusXII)规定只须到四大圣殿朝圣一次,并取消了时间限制。此外,还规定了为得大赦必须真心悔改,并妥当告明自己的罪过,最好也诵念悔罪的圣咏、天主经和信经。

第一个圣年
是以《悠久可信》(antiquorum habet)诏书(1300年2月27日)颁布的,但并没有对举行圣年作出神学解释。後来,格来孟六世为1350年的圣年所颁布的《天主独生子》(Unigenitus Dei Filius)诏书(1343年1月27日),才根据神学家对教会的功绩宝库 (thesaurus meritorum)和诸圣相通功(communio Sanctorum)的理解,正式开释了圣年的意义。

禧年庆典的仪式,是在l499年12月24日的禧年开幕上制定的。该次禧年还确立了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超越拉特朗大殿,获得至尊的地位。这庆典的主要仪式,就是拆毁封闭圣门的砖墙。圣门令人想起耶路撒冷的正义之门;耶路撒冷是天国的象徵;藉着大赦的力量让我们进入天国。圣门也令人想起圣伯多禄:他把守着天堂的门,并与地狱的门对抗,不让阴间的门战胜教会(玛16:18-19)。教宗以槌凿击砖墙的仪式,旨在重演梅瑟在荒漠中击石出水,解除人民的饥渴,这水正是洗礼的水和生命之泉的象徵。

圣门:
丹麦画家埃克斯堡(C.W. Eckersberg 1816)所绘圣伯多禄大殿被砖墙堵封的圣门。

禧年庆典是一项忏悔行动,亦是浩瀚无边的宽恕,它使罗马成为精神重生的地点,成为基督宗教的真正中心。正为了这缘故,从玛尔定五世(MartinV 1417-3l,Roman Otto Colonna)开始,历届教宗都致力改善罗马的市容,把这个西方的太阳之城(Heliopolis),改变为光耀的海星:以圣母大殿为中心,修 了五条大道,形成一个五角形的海星(象徵着海星圣母Maris Stella),并使它与庇护路(via Pia和斐理斯路(via Felice)形成的十字相接。这海星也意味着罗马是一座圣城(Romm Sancta),把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福传行动,像光线般照射到全球各地,而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就是这教会的栋梁。

在文艺 兴时期
历届教宗不断改善罗马城的市容,将这太阳之城改建为光耀海星,意在凸显圣母为光耀海星的寓意,图中是丹蒂(I.Danti l336)所绘的罗马地图。

1450的圣年结束後,尼古拉五世(NicholasV)曾设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基督化罗马城:使来自各地的朝圣民众,在此度过美妙无比的时日。

十六世纪的教宗们实施了一项非凡的城市建设计划,致力把罗马建成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历届教宗都专注於使罗马城焕然一新:从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VI)到儒略二世 (Julius II),从良十世(Leo X)到保禄叁世(Paul III):从庇护四世(Pius IV)到额我略十叁世 (Gregory XIII),直至西斯笃五世(Sixtus V 1585-90)为止,这些教会的天才把罗马建成为欧洲第一座现代城市,一方面使它披上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城市规模,另方面又使它展现出巴罗克(baroque)的城市风貌。

罗马七大殿,是迪.诺比利(Pietro de Nobili l575)的版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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